Page 226 - 《社会》201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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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化:社会转型的另类向度


   进行关系运作,人们期望再生产金钱资本和新形式的权力资本。
       再者,“内化”( 犻狀狋犲狉犻狅狉犻狕犲 )的自我转变为“外化”( 犲狓狋犲狉犻狅狉犻狕犲 )的自
   我。刘新( 犔犻狌 , 2009 : 142 )借用方慧容的研究说明,通过诉苦大会进行
   忆苦思甜,毛泽东将革命内化为每个人对翻身做主人的诉求和渴望,从
   而启动了革命。 3 通过划分阶级和阶级斗争,每个人都要检视自己 的
   “成分”,并且鼓励揭发他人,革命被内化为每个人的自我检视和批评,
   并把对他人的检视和批评当成自己的一项任务,革命的对象和目标被
   建构起来( 犔犻狌 , 2009 : 169 ),此谓“内化”的自我。毛泽东时代人与人之
   不同在于意识形态的正确与否,在于能否认识当时的社会风向,而现在
   人与人之间主要是“外在于人”的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异,比如收入、受教
   育程度、户口类型、行业和职业等的区别,它们是一个人认识自己的首
   要根据,是一个人判断自身社会位置的首要标准,此谓“外化”的自我。
   对于刘新所提的“外化”,需要明确一点:并不是说毛泽东时代的人与人
   之间就没有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异,作为社会人,从出生开始就被档案
   化,以事件当事人、系统评价对象和社会统计对象的角色参与日常活
   动,这必定是外化的体现。刘新强调的不是客观结果,而是一种自我的
   主观定位,毛泽东时代的人以意识形态为标准来定位自身,以期调整自
   己达到国家的要求或是个人生存所需,转变意志即能转变自我;而在统
   计化的现今时代,一个人依靠外在的归类和描述作为自己的行为导向,
   并树立客观性的目标,例如“我要富起来”,转变自我与意志再无过多瓜
   葛,而在于制度是否提供了这种可能性。正如刘新( 犔犻狌 , 2009 : 87 )所说,
   一个人首先需要被贴上标签,成为可测量和计算的角色后才具有价值。

       二、统计化的后果

       “社会的统计化”涉及国家和个体两个层面的变化进程,它为社会
   带来理性化的政权和科学性的公共参考,同时也导致一些无法预知的
   消极后果。




   3. 相关讨论还可参见:方慧容,《“无事件境”与生活世界中的“真实”》,选自《空间·记忆·社
   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杨念群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郭于华、孙立
   平,《诉苦:一种农民国家观念形成的中介机制》,刘东编,载《中国学术》(第 12 辑),北京:商务
   印书馆, 2002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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