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25 - 《社会》2014年第2期

社会· ２０１４ · ２

放后，“意识形态统治”被彻底否定，新的社会认知和治理基础急需建
立，西方模式的现代统计学迅速回到历史舞台。如果说，苏联模式的统
计学在于制造一套服务于政府工作的调查和整理资料方法，以及人口、
劳动、生产指标的计算体系，作为现代应用统计学的经济统计学和社会
统计学则是数理技术在社会经济科学领域的应用，而非一套别有用心

的“关于社会、经 济 统 计 指 标方 法的解 释说 明”（戴 世 光， ２００８ ： ４７０－
４７１ ）。它应该属于数学范畴，建立在概率论的基础之上，是实现经验治
国的中性的、实证的工具。
（二）生活感知的变迁
普通人的生活感知变迁与国家的治理心态转向是结为一体的两种过
程。首先，中国人学会用数据定位自身。改革开放之后，国家对统计数据
和实证社会研究异常重视，社会科学进行重建时，统计学是在并不轻松的

舆论 环 境 中，顶 着 对 资 产 阶 级 自 由 化 和 精 神 污 染 （ 犫狅狌狉 犵 犲狅犻狊狊 狆 犻狉犻狋狌犪犾
狆 狅犾犾狌狋犻狅狀 ）的批判逐步确立地位的，最后，社会、经济、政治甚至是历史研究无
一不将统计学视作确证和检验学科知识的有效工具（ 犔犻狌 ， ２００９ ： ７７ ）。国家
与社会科学的统计化转向影响到普通人，通过数据来定位自身在社会中的
层级和位置逐渐成为个体知觉社会结构和国家政治的基础。
其次，刘新着重分析了中国人“命运观”的转变，并划分出三个时
期。毛泽东时代是意志（ 狑犻犾犾 ）决定命运，既指主席的意志，也看自己的
意志水平。到了改革开放初期，社会的真实格局是东部与西部、沿海与
内地开放不一致，国家话语强调“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摸着石头
过河”，它们都为普通人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社会认知———能不能先致
富，看的是自己的运气和机会（ 犾狌犮犽犪狀犱犮犺犪狀犮犲 ）。若是“命好”，生在开
放之地，遭遇并抓住机会，就能致富。运气和机会实际上与社会的统计
化一样都以“概率”为认识论基础，“随机选择”（ 狉犪狀犱狅犿犮犺狅犻犮犲 ）成为当
时社会最主要的运作逻辑（ 犔犻狌 ， ２００９ ： １３０ ）。 ２０００ 年之后，情况又有不
同。原来的运气之说和机会主义能够被人们用来理解贫富差距，从而
获得一种自我安慰：“我只是运气差没能先富起来，但我一定会富起来
的”。然而，随着贫富差距的逐渐扩大，社会问题日益严重，人们开始怀
疑国家对“后富”的承诺，运气和机会的解释再也无法支撑人们的信念，
统计数据和各种政府行动就显得愈加不可信。这时候，“寻找关系”和
“制造腐化”的非理性命运观成为主宰（ 犔犻狌 ， ２００９ ： １２５ ），围绕权力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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