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3 - 《社会》2014年第1期

社会· ２０１４ · １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如果关系网本身就构成了以关系为基础的
信任约束机制，那么重视关系的信任是否就是特殊信任？笔者认为不
是。因为关系网不是一个特定的对象，它同社会制度一样对信任起到
了保护的作用。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在交往或交易中不能确定是否
相信另一个人，但只要他们享有一个共同的网络，或者对此人所在的网
络具有全知性的信息，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这样的观点无论在传
统还是现在都能得到实证资料的支持（蒂利， ２０１０ ；雷丁， ２００９ ；翟学伟，
２００３ ）。由此可见，中国人的信任特点不在于是特殊信任还是普遍信
任，而在于是借助于网络化的方式制约，还是制度化的方式制约。
第三，笔者觉得还有必要讨论一下作者本人所提出的“放心关系”
与日本学者提出的“保证关系”是不是同一种含义。这里也许存在很容
易被混淆的地方是，日本学者有时也把保证关系说成放心关系，或者安
心关系。但仔细阅读他们的观点便可以发现，他们所谓的保证关系是
指因为有一套严厉的规范和处罚机制作为团体成立的前提，才会让团
体成员不把彼此的关系建立在信任方面，而是建立在保证或者承诺方
面（山岸俊男、山岸绿， ２００３ ）。保证或者承诺不需要信任，虽属于笔者
所谓的无信任地带，但与他们的观点非常不一致的地方在于，笔者强调
的这种无信任地带恰恰因为不需要约束机制才让人放心的，而信任解
放理论中的无信任地带是需要制约机制才使人放心的。可见，这是一
个相反的观点。笔者理解的强制性的制度形成是因为社会失去了信
任，所以需要靠制度性监督与惩处来保证其成员的有机团结；而山岸俊
男等（ ２００３ ）的观点则在于强调，因为有制度性制约在，所以团体成员之
间可以达成保证关系。这两种理论中的共同之处在于，两者都放弃了
使用“信任关系”。但笔者划分出来的无信任地带比解放理论更进一
层。根据上面的反复论证，笔者认为进一步区分无信任地带是必要的，
否则很多社会现象不好解释，至少不符合中国文化中的很多特点。在
一个家族主义很发达的社会，放心关系不以约束为前提，而是以假设为
前提。中国文化假定了亲人与信任之间具有极高的同质性，即使没有
处罚机制的介入，这样的信任度本身也是极高的。
最后，当特殊信任或者普遍信任不再成为一种考察中国人信任方
式的框架时，许多研究中提到的所谓儒家文化与普遍信任之间是负效
应的观点（周怡， ２０１３ ），也就不成立了。如果一定要问儒家文化究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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