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28 - 《社会》2014年第1期

叩开“受苦人”的历史之门

狋犺犲狑犲犪犽 ），要表达的是另类的历史观。这种历史既不是世界历史的补
充、旁证、修正甚至反驳，也不是与世界历史无关的、浪漫化的“他者”
（ 狅狋犺犲狉 ），而是要透视与世界历史遭遇的底层受苦人的命运，即“以不同
的立场，倾听无声的底层发出的声音，记录普通生命的历程，书写从未
被书写过的生存与反抗的历史”（第 １３ 页）。
最能体现郭著这种旨趣的一个地方在于，郭著对底层女性的口述史
给予了特别关注。如果想通过口述史追索世界历史在底层的踪迹，更善
于叙述重大事件的男性村民似乎本该是口述的重点对象。而骥村的妇
女在被问及诸如土改、集体化这些的重大历史事件时总是答以“不晓
得”、“不记了”、“那你得问老汉去”。但郭著敏锐地意识到并充分发掘了
底层女性口述的价值。这是因为多数底层人对苦难要么是有意无意地
遗忘，要么是觉得说不好或根本说不出来。无论是哪种情况，都表明他
们难以找到与世界历史的逻辑关联线。而那些能说会道的底层精英，往
往只是习得了世界历史话语的一鳞半爪而已，并不意味着他们就真能道
出那些沉默的大多数的苦楚。底层的苦难更多是烙在身体上的，而女性
对此有着更强的敏感性，因此，她们关于身体记忆的“闲聊”也就有着更
重的分量。 ３ 郭著紧紧抓住了女性对病痛的记忆、对养育孩子的记忆和对
饥饿的记忆等身体记忆，让我们可以深入探及底层的生活逻辑。
郭著在口述史实践中另一个值得嘉许的地方是：作者对土改以来
出现的“诉苦”技术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不仅使我们对新时期国家
政权在农村得以扎根的基本技术有了新的认识，而且也使我们从反面
领会了底层口述史的风格。从表面上看，“受苦人”向作者的倾诉，与土
改中工作组用以动员群众的“诉苦”手段有一些相似之处。但实际上，
这两者存在着重大的差别。一个差别正如孙立平（ ２０１３ ）所指出的，前
者是一种主体进行主动的表达，后者却是动员对象的“被讲述”；而另一
个更关键的差别在于，前者是由农民作为讲述者与研究者作为倾听者
所共同开辟出来的空间，旨在透过村庄日常生活来解析共产主义文明，
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来构建历史；而后者则是农民作为被动员者与

３． 正如方慧容（ ２００１ ： ４８６ ， ５５７ ）在研究西村土改时所发现的，对“诉苦”的研究不能以标准型
的“诉苦”为切入点，那些非标准的、散落在农户中的琐碎、细小、似乎只构成人们日常“谈资”
的“闲聊”，反倒是“诉苦”这种现象在其产生之际就埋下的真正的权力支点。而妇女活动空间
的内闭性决定了“诉苦”在转入民间后对妇女的更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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