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33 - 《社会》2014年第1期

社会· ２０１４ · １

沿袭而来的。但这种沿袭放在中国社会中面临着一个基本问题：当时
中共的主要成分来自农村，党员的绝大多数是出生于农民和小资产阶
级知识分子，工人成分很少。这种情况与苏共党员中工人占大多数的
情况是完全不同的。那么，中共如何保证工人成分很少的党是工人阶
级的先锋队呢？刘少奇（ １９９１ ： ４０９－４１１ ）代表中共中央在七大修改党
章的报告中提出了这样的主张：“仅仅是党员的社会出身，还不能决定
一切，决定的东西，是我们党的政治斗争与政治生活，是我们党的思想
教育、思想领导与政治领导，而且我们党的总纲及党的组织原则，则保
障了无产阶级的思想和路线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因此，一切加入
我们党的人，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小资
产阶级革命分子，在入党以前和以后，更须学习，并进行思想上的改造，
……因此，我们党的建设中最主要的问题，首先就是思想建设问题。”由
此可见，中国共产党认为，通过强化思想建设和思想教育可以保障在现
实中实现党员的先锋作用，无论这些党员是否出身于工人阶级。这就
与更强调组织建设的苏共构成了鲜明的差别。我们只有这样察其渊
源，才能更好地观其流变。正如陈寅恪（ ２００１ ： ３ ）在综述隋唐制度研究
时所指出的：“夫隋唐两朝为吾国中古极盛之世，其文物制度流传广播，
……而迄鲜通论其渊源流变之专书，则吾国史学之缺憾也”。因此，“分
析其因子，推论其源流”就成为陈寅恪研究隋唐史的着手点。而我们要
深入理解流传广播、影响深远的中国共产主义文明的制度与精神，就不
仅需要继续在底层口述史领域开拓，更需要在考其源流上下足功夫。
在郭著中可以看到土改中种种权力技术的运用：“诉苦”、调查研
究、划阶级成分以及直接的暴力手段。那么，到底如何理解土改中“阶
级斗争”的政治内涵？土改中的那些权力技术到底是如何发源的，又是
如何实现“配置”的？这些问题从目前对解放战争与新中国成立后的土
改的各种研究论著中是难以得到答案的。 １０ 我们至少需要追溯到土地
革命时期。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末到 ３０ 年代初，各地苏区开展的土地革命
以“打土豪、分浮财”为其主要内容，在这过程中，从大革命时期的湖南
等地农民运动中承袭而来的“游街”、“开会”、“批斗”等仪式性特征成为

１０． 李放春（ ２０１３ ）新近对胡素珊研究华北土改的名著《中国的内战： １９４５－１９４９ 年的政治斗
争》作了一个有启发的批评，但在他的批评视野中，仍然缺乏对土改中“阶级斗争”的政治内涵
的源流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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