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32 - 《社会》2014年第1期

叩开“受苦人”的历史之门

础的大国来说，最初从苏俄和共产国际传来的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党
的政治、组织和宣传制度，势必会与本土原有的文明和制度发生剧烈碰
撞。那么，中国共产党从苏俄（苏联）和共产国际那里到底传承和沿袭
了什么样的政治文化，这种政治文化在面对中国社会的历史与实际问
题时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异？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在汇聚中国既有的思
想传统和社会传统上形成自己独特的政治文化的？这些都是需要专门
探究的。其实，郭著已有不少关于共产主义文明与中国传统社会之间
复杂关系的分析，比如宗族关系与阶级关系之间的冲突，村落的“变工”
“相伙”传统与从苏联集体农庄强行移植过来的农业合作社制度之间的
冲突。因此，或许这样看待郭著的学术定位更为贴切，即通过骥村人的
讲述理解中国共产主义文明的逻辑。
另一点补充是，通过底层口述史来探究中国共产主义文明的逻辑，
自有其无可置疑的学术价值，但正如笔者前面所强调的，口述史也有其
固有的残缺性，“仅有人类学仍然是不够的，作为微小分析的口述史，如
果要理解与权力撞击的日常生活，同样要理解权力，理解权力本身的策
略和技术，理解权力关系所涉及的各种制度、配置和抽象观念。因此，
口述史仍然要和各种带有世界历史视角的历史学研究发生关联”。 ９ 具
体说来，仅有口述史远不足以理解中国共产主义文明，我们还需要富有
“社会学想像力”的新的中共党史研究（孟庆延， ２０１３ ）。我们试举两例
来略作说明。
郭著生动地为我们展示了骥村所承受的一波又一波思想改造的热
潮，同样，长期研究骥村土改的李放春（ ２０１０ ）明确提出了土改中比“翻
身”更重要的是“翻心”实践：即对思想教化的突出。那么，执著于思想
改造是共产党的共同特征吗？如果我们比较苏共与中共，就会发现一
个明显的差别：从列宁领导的俄共（布）开始，一直强调的是组织纪律，
而中共七大以来，更强调的是思想改造。中共七大党章把“努力提高自
己的觉悟程度和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作为党员的
首要义务。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呢？七大党章将中国共产党
的基本性质界定为：“我们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
是它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这种界定实际上是从苏共党章中直接

９． 参见：李猛 ．１９９８． 在日常生活与历史之间（未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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