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25 - 《社会》2014年第1期

社会· ２０１４ · １

和斯科特虽然对郭著关心的问题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但尚不足以完全
解决“底层苦难是否可以被讲述”的理论难题。
其实，在这两派之外，还有一个在权力研究上视野更为宽广、洞察
更为犀利的思想资源可资借鉴，这就是郭著中所提到的福柯（ １９９９ ）研
究底层的名篇———《无名者的生活》。在这篇文章中，福柯既道出了底
层现身的困境，也点出了突破这一困境的要害：
他们应该属于那些注定要匆匆一世，却没有留下一丝痕
迹的千千万万的存在者……必须得有一束光，至少曾有一刻，
照亮了他们。这束光来自另外的地方。这些生命本来想要身
处暗夜，而且本来也应该留在那里。将它们从暗夜中解脱出
来的正是它们与权力的一次遭遇：毫无疑问，如果没有这次撞
击，对他们匆匆逝去的短暂一生，不可能留下片纸只言。……
所有这些生命，本应注定活在所有话语不及的底层，甚至从未
被提及就销声匿迹。它们只是在这次与权力稍纵即逝的接触
中，才得以留下自己的痕迹，短促、深刻，像谜一样。
显然，捕捉那束在刹那间照亮了底层的“光”，就是福柯所指的可以
让底层现身和发声的关键所在。
那么，在关于中国社会的经验研究中，到底如何来捕捉这束“光”
呢？笔者认为可以有两种基本的方式。一种方式是侧面展示，由于暗
夜笼罩、遭遇仓促、言语不通，我们一时难以看清底层的面目，可以用侧
面描写的方式为其留影。比如，笔者在《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中曾经描
写过两个插曲：“山坳的孤魂”和“电站的疯子”，其实就是那些真正沉默
的大多数的侧影。他们只是在底层精英与上层精英的对峙中才偶然现
身，但随即又被双方冷落和遗弃。笔者在浓墨重彩的上访叙事中加入这
两个与全书似乎并不协调的插曲，就是企图捕捉他们和权力不期而遇的
刹那（应星， ２００１ ）。另一种方式是正面勾勒，郭著更多采用的是这种捕捉
方式。我们在书中大体可以看到郭著的正面勾勒有以下几种策略。
首先是抓典型。在中国社会，几乎所有的典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
点：不典型。这是因为典型一般是被塑造出来而非自然形成的，即所谓
的“树典型”。 １ 在典型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往往被打上了浓厚的权力

１． “树典型”并不限于弄虚作假炮制典型这种情况。更多时候，典型的那些突出特征确有其
自然的基础和真实的原料，但在典型被发掘和宣传的过程中，那些特征总是或多或少地被人
为放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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