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26 - 《社会》2014年第1期

叩开“受苦人”的历史之门

色彩，各种资源向它们倾斜，各种便利之门向它们打开，各种灯光打在
它们身上，各种人物的升迁起落也与它们捆绑在一起，这就使它们既具
有其他同类物完全不具备的条件和机会，同时其日常生活形态也遭遇
了空前的冒犯和侵扰。而从学术分析的眼光来看，“典型”恰是我们透
视权力和与权力遭遇的底层各色人物的契机。因此，典型村比其他村
庄能够更好地展示底层的面貌，郭著所研究的骥村就是一个典型村。
这个原本普通的村庄，前因 １９４２ 年张闻天率领延安农村调查团来此完
成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后因“亚洲部”（抗战时期
中共中央机关的代称） １９４７ 年的进驻，从而成为一个驰名中外的村庄。
多年来包括周锡瑞在内的诸多中外学者对该村的调查研究，也使其成
为中国现代村庄研究的一个著名标本。十多年前，孙立平和郭于华两
位学者开始合作主持“二十世纪下半期中国农村社会变迁口述资料收
集计划”，将骥村作为口述史研究的首选村庄之一，就体现了他们对典
型村在学术价值上的敏感性。我们可从十多年后完成的郭著中处处看
到典型村的不典型性，比如，因为“亚洲部”的进入，吊打地主的现象很
快被禁止，而周边村仍然普遍存在着土改中过度使用暴力的现象，这是
骥村因为典型村而“得福”的一例。骥村因为被确定为县土改的试点村
庄，由边区保卫处处长亲率工作团来骥村，因此执行的土改清算标准特
别严厉，结果引发了骥村在土改清算中空前的乱局（何江穗， ２００１ ；李放
春， ２００８ ），这又是骥村因为典型村而罹祸的另一例。无论是得福，还是
罹祸，都使底层的生活底色和众生诸相有了更多被展示的可能性。
其次是观事端。如果说底层平常深埋于平静的水面下，那么，每当
大风大浪袭来时，底层就有可能被掀个底朝天。这也是孙立平（ ２０００ ）
在研究中国农村时提出“过程—事件”分析策略的缘由，即只有在“有事
情”的时候，日常生活的逻辑和社会关系的微妙才会被充分地展示出
来。郭著深得“过程—事件”分析策略之精髓，把分析聚焦在对骥村影
响深远的几个政治运动上：土改、大跃进、四清和文革，而在每一个政治
运动中，也紧紧抓住最具震撼力的事件，如土改中异常混乱的“清算风
云”，大跃进中的大饥荒，集体化中的“运动经济”，四清中的派系劲斗，
以及文革中的“钟泰之死”等等。在这些惊心动魄的事件中，在那些暧
昧不清的形象中，充满了种种矛盾或破绽。但正是在这些矛盾和破绽
中，使我们得以感受底层命运的张力，窥见底层生活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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