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23 - 《社会》201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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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２０１４ · １
村，社会主义国家》等一些海外研究者的著述最具代表性，由此带动了
国内研究者对村庄研究的热情。
粗略而言，我们也可以把郭于华（ ２０１３ ）的新著《受苦人的讲述：骥
村历史与一种文明的逻辑》（以下简称“郭著”）归入方兴未艾的汉人村
庄民族志的复兴潮中。不过，郭著有几个鲜明的特点是以往同类作品
中所没有的。首先，在理论传统的承继和对话上，郭著的视野焦点不是
汉人村庄的研究传统，而是葛兰西以降的底层研究传统；其次，在研究
方法上，郭著自觉地、全面地、系统地采用了口述史方法，即试图实现从
观察到倾听、“从民族志观察向民族志理解的转变”；再次，在研究旨趣
上，郭著不是如民国那些学者那样将村庄研究作为认识整个中国的缩
影，不是如当今诸多的村庄民族志那样，将村庄研究作为探究一般意义
上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权力触角的工具，也不是如有些学者所倡导的那
样将村庄研究与传统的文明史想象勾连起来（王铭铭， ２００５ ），而是试图
将村庄研究与共产主义文明在中国的实践形态及其逻辑勾连起来。
一、底层是否可以发声
“底层是否可以发声”，这是底层研究学派的斯皮瓦克（ ２００７ ）在一
篇著名论文中发出的质疑。作为一部以底层受苦人的“苦难”为主题词
的著作，郭著首先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斯皮瓦克式的问题：“底层的苦难
是否可以被讲述？”
底层苦难的可述性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主要与底层苦难的性质
有关。大体而言，底层苦难具有以下三个基本特点。
第一，底层苦难的弥散性。正如郭著笔下的底层人自称“受苦人”
一般，无论我们如何从理论上定义“底层”，底层总与苦难如影随形。而
底层的苦难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弥散性和破碎性的特点。这种苦难，有
些时候表现出来的是含糊其辞的咕哝、漫无边际的抱怨、东拉西扯的唠
叨，而更多时候却如著名画家罗中立画笔下的《父亲》一样，烙在无言的
身体上，印在满面的皱纹里，化在早衰的面容中。苦对他们来说，有的
时候如针椎刺心般剧痛，而更多时候却如浸泡在碱水里一样承受着缓
慢的侵蚀。斯科特（ ２００１ ： １ ）在《农民的道义经济学》开篇就引用了对农
民生存状态的一个形象譬喻：“长久地站在齐颈深的河水中，只要涌来
一阵细浪，就会陷入灭顶之灾”。底层人常常无从知晓他们身陷此境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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