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22 - 《社会》201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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叩开“受苦人”的历史之门 社会
２０１４ · １
犆犑犛
读《受苦人的讲述：骥村历史与一种 第 ３４ 卷
文明的逻辑》
应 星
犗 狆 犲狀狋犺犲犇狅狅狉狋狅狋犺犲犎犻狊狋狅狉 狔 狅犳 “ 狋犺犲犛狌犳犳犲狉犻狀 犵犘犲狅 狆 犾犲 ”： 犃犚犲狏犻犲狑
狅犳犜犺犲犖犪狉狉犪狋犻狏犲狊狅 犳狋犺犲犛狌 犳犳 犲狉犻狀 犵犘犲狅 狆 犾犲 ： 犜犺犲犎犻狊狋狅狉 狔狅 犳
犞犻犾犾犪 犵 犲犑犻犪狀犱狋犺犲犔狅 犵 犻犮狅 犳犗狀犲犜 狔狆 犲狅 犳犆犻狏犻犾犻狕犪狋犻狅狀
犢犐犖犌犡犻狀 犵
自从葛学溥 １９１８ 年对广东凤凰村开展调查以来，汉人村庄社区的
人类学研究在中国研究学界逐步兴盛，到 ２０ 世纪 ３０ 、 ４０ 年代，出现了
一批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村庄民族志作品，并形成了华东、华南和北方
三大区域性学术传统。这些研究传统到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中断，是因为
海外研究者此时已经无法进入田野，同时，弗里德曼和施坚雅更从理论
上以所谓“汉学人类学”的概念对原来的村庄研究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后期，汉人村庄研究以港台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开放为
起点，逐步出现了村庄田野调查和民族志的复兴浪潮（王铭铭， ２００５ ）。
新时期的村庄研究与 １９４９ 年前的村庄研究有两个明显不同：一是
从原来试图通过村庄来认识整个中国，转为重点探讨村庄与国家关系
的演变过程；二是从原来注重村庄的文化面向，如宗族和村庙等，转向
多元化的 研 究，包 括 并 重 基 层 政 权 和 新 兴 的 乡 镇 企 业 研 究 （杜 靖，
２０１１ ）。在村庄民族志的复兴中，以陈佩华等的《陈村》、萧凤霞的《华南
的代理人与受害者》、黄树民的《林村的故事》和弗里德曼等的《中国乡
作 者：应 星 中国政 法 大 学 社 会 学 院 （ 犃狌狋犺狅狉 ： 犢犐犖犌 犡犻狀 犵 ， 犛犮犺狅狅犾狅犳犛狅犮犻狅犾狅 犵狔 ， 犆犺犻狀犪
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 狔狅犳犘狅犾犻狋犻犮犪犾犛犮犻犲狀犮犲犪狀犱犔犪狑 ） 犈犿犪犻犾 ： 狔 犻狀 犵 狓犻狀 犵 ＠ １２６．犮狅犿
感谢李放春和何江穗就本文提出的讨论和修改意见，也感谢李猛多年前为笔者提供了几
篇他未曾正式发表的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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