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63 - 《社会》201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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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２０１４ · １
在人民公社那会儿，公社说要上报村里的土地，我们几个
村干部一商量，决定把村里的土地瞒个五六百亩后再向上汇
报。不光我们村这样，各个村都一样，只不过是瞒多瞒少的问
题。瞒地倒并不是因为我们村干部有什么私心，那时层层干
部都要讲政绩，对我们农村干部来讲，政绩就是讲粮食亩产超
标。那会儿，我们这里的水稻还在种“ ６９１ ”的品种，按当时的
正常年份，“ ６９１ ”亩产也就是 ６００ 斤的量，但当时农业的“纲
要”是亩产 ８００ 斤，超过 ８００ 斤就是出了政绩，达不到 ８００ 斤
就是不合格。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瞒点地，这样把瞒的那
部分产量平摊到其他田亩上就可以达标，甚至还可能超标。
（访谈记录 犎犆犎犇犣犑犎０９０７ ）
与极权主义范式（孙立平， １９９６ ）强调此一时期国家无所不在的权
力以及强制性控制手段的使用不同，河村这一时期“黑地”的生成过程
表明，村庄虽然无法改变国家制定的不切实际的产量标准，但却狡黠地
拓展了自主空间：面对强大的国家，在不能改变结果的情况下，通过改
变规则来实现国家利益与村庄利益的兼顾和协调。这种实践是国家总
体控制之下农民自主空间的再创造，它避免了与强大国家政权的直接
碰撞。彭柯（ １９９８ ）曾富有洞见地指出了这一实践的核心，即在改革之
前，中国人的社会生活被限制在特定的领域———行政化和社会结构之
内，但是中国社会同其他社会一样，非正式的结构常常软化僵硬的边
界，从而使得社会行动者追求个人目标和生存下去成为可能。高王凌
（ ２００６ ）的研究也发现，人民公社时期，农民们通过“偷盗粮食”、“瞒产私
分”、“借粮”等一系列方式实现着对国家逻辑的抗衡。但与高王凌强调
的瞒产，即麦季丰收后生产队硬说没有达到“三定”产量不同，河村是以
黑地的存在来增加村庄的总产量而非单产，进而为农民的私分提供基
础。这种私分不是按人头进行平均分配，而是根据劳动投入进行一定
比例折算后私分的。
在乡村治理的实践中，村干部作为重要的行为主体，必须有效地协
调基层政府与普通村民之间的关系。他们一方面需要完成基层政府下
派的各种工作，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公粮税款的上缴，另一方面又要保障
农民的基本生活。村干部的瞒地不仅使得国家不现实的任务与指标得
以“创造性”地完成，同时又借助这些黑地保障了农民最基本的生存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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