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58 - 《社会》2014年第1期

变迁中的基层治理资源及其治理绩效

者（李怀印， ２００３ ；张静， ２００６ ；黄宗智， ２００７ ）转而关注中国农村基层治
理的规则。促使这一转向的重要原因是研究者对乡村社会日常生活这
一主题的关注。当研究者进入日常生活来爬梳秩序的产生机制时，“策
略”与“实践”必然成为无法忽视的议题，而规则则构成了这些行为策略
与实践的核心命题。然而，对治理规则的分析本质上蕴含着对治理资
源的探究，因为治理规则本身即是治理者运用的治理手段与工具，后者
构成了治理者进行治理实践的合法性基础与治理资源。学界通常把传
统帝制时期中国社会的治理形式概括为“皇权不下县，县下唯乡绅”，即
在中国传统的治理实践中，“上层的、正式的专制主义官僚机器与底层
的、非正式的、‘听民自便’的自由放任治理实践相结合”（李怀印， ２００３ ：
１０６ ）。费孝通（ １９９８ ： ５０ ）认为，在这种治理实践中，维持乡土社会秩序
的基础与准则是“礼俗”。礼俗作为乡土熟人社会中公认的行为规范，
“不需要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它在日常生活中已内化成为村民的
行为规范。也 就 是 说，礼 俗 构 成 了 传 统 时 期 乡 村 治 理 的 治 理 资 源。
１９４９ 年之后，在革命的旗帜之下，传统的礼俗资源以及由此衍生的行
为准则不再具有合法性，取而代之的是革命意识形态规范和阶级斗争
实践。而到了后总体性社会，依靠政治全能型强控制所实现的动员、汲
取与监控在重新面对千家万户小农的情况下，已难以达到此前的治理
绩效（吴毅， ２００２犫 ）。许多学者注意到，在后总体性社会时期，传统的情
理法则被引入乡村治理的实践之中，通过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作来实
现乡村治理的目标（孙立平、郭于华， ２０００ ；吴毅， ２００７ ）。与此同时，随
着社会结构的转型，现代法制规则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也随之加大。
随着乡村社会流动性的增加、就业的多样化、社会经济的分化以及农民
异质性的增加，村庄的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家庭日
益私密化，村民之间的陌生感增加（阎云翔， ２００６ ），村庄逐渐半熟人社
会化，村民对村庄共同体的依赖和认同下降，村庄内生权威生成的社会
基 础 不 断 遭 到 削 弱，农 民 开 始 “迎 法 下 乡”以 维 持 村 庄 社 区 的 秩 序
（董磊明， ２００８ ）。
纵观既有研究，学者们多关注抽象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对乡村
治理的影响，认 为 乡 村 社 会 内 部 共 享 的 礼 俗 准 则 和 法 理 权 威 是 达
致乡村社会治 理 的 基 础，却 明 显 忽 视 了 乡 村 治 理 中 物 质 资 源 的 动
员、调配与使用。而 就 治 理 资 源 的 构 成 而 言，吉 登 斯 （ １９９８ ：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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