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35 - 《社会》2014年第1期

社会· ２０１４ · １

强调政治机会结构和集体动员的关系，以及社会运动在特定政治结构下
的策略选择等。蔡禾等（ ２００９ ）认为，政治机会结构理论的核心是强调正
式制度安排对行为的影响。其实，任何制度，无论是宏观制度，还是中观
或微观制度，对于置于其中的行动者来讲，都是行动机会的规则。务工
单位是农民工在城市工作与生活的主要场所，对于农民工来讲，企业的
制度安排同样是制约他们在企业内部开展利益诉求的机会结构。
在中国，工业组织与国家间的所有权关系标志着其在社会主义再
分配体制中的地位（ 犔犻狀犪狀犱犅犻犪狀 ， １９９１ ； 犠犪犾犱犲狉 ， １９９２ ； 犠狌 ， ２００２ ； 犖犲犲 ，
１９８９ ；周雪光， ２００３ ），工作单位的性质特征意味着不同的产权归属和不
同的职工权益文化传统（李汉林、李路路， ２００２ ；刘林平、张春泥， ２００７ ；
蔡禾等， ２００９ ；李培林、李炜， ２００７ ）。鉴于工作单位性质与职工劳动权
益之间的密切勾连，不同学者对务工单位性质等与农民工权益保障之
间的关系做了假设性评说，如蔡禾等（ ２００９ ）认为，“公有制企业在为农
民工开展利益协商和谈判方面有更多的制度安排，大量的劳资纠纷有
可能通过企业内部的协商或劳资谈判得到解决，从而大大减少通过外
部投诉和群体性事件的抗争方式来表达利益诉求”。万向东等（ ２００６ ）
认为，“中国的国有企业存在着处理劳资关系的社会主义传统；城乡集
体企业是社区型的企业，劳资关系深深地嵌入社区的人际关系网络之
中，人情关系削减了劳资关系；私有企业大多是由个体经济发展而来，
由于产权特性和规模不大，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对劳资关系的处理
比较简单粗糙；就外资来说，欧美企业有较为深远的法治传统，处理劳
资关系的模式可能是‘法治化’的，日韩企业次之，港台企业更次之”。
然而令人吃惊的是，尽管经验数据不同，研究时间也有差别，一些有影
响的研究皆否定了上述假说（蔡禾等， ２００９ ；刘林平、张春泥， ２００７ ；郑广
怀， ２００７ ）。如蔡禾等（ ２００９ ）发现，“企业所有制对减少农民工在企业外
部展开利益抗争，或者在引导农民工用体制内方式解决利益纠纷问题
上没有显著性影响”。为什么经验数据与理论假设会有如此不同？难
道是不同性质企业为农民工维权提供了相似的制度环境？（刘林平、张
，
春泥， ２００７ ； 犘犲狀 犵１９９２ ）抑或是决定农民工是否维权的不是企业性质
这样的微观因素，而是更宏大的超出企业本身的体制或制度因素？（郑
广怀， ２００７ ；徐昕， ２００８ ）
笔者认为，既有的经验研究尚不足断言企业性质与农民工的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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