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03 - 《社会》201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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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２０１４ · １
安排有关。中国民众的生活世界无时无刻不渗透着官权的影响，而官
民之间的等级化差异，也在个体经历和群体社会化两个方面强化着人
们关于社会矛盾的认知，只是基于对威权的畏惧，人们一般才不会去触
碰基本的红线，只是选择性地针对权力的外围和边缘地带进行发泄，故
民众无法忍受的不满就多指向权力对于自身和周遭利益的损害。这种
指向风险相对较低，加之转型期的利益趋动及压力型体制又易使地方
和基层权力越轨，使其有违合法和道义理据，这也给民众提供了集体行
动的理由与道德勇气，于是，与民众利益更加直接相关的地方和基层政
府自然会成为群体性事件中情感宣泄的主要对象。这种宣泄因为基本
不涉及“合法性困境”，且与传统上百姓习惯向高层青天喊冤的模式对
接，因而也就有可能避开弹压，甚至最终获得高层的宽容。这种空间，
当然会反过来增强民众情感指向的坚定性，甚至使其在宣泄中暂时将
对安全的忌惮抛诸脑后。
但是，既然安全忌惮只是暂时抛诸脑后，那就说明其作为制约民众
行为的刚性因素始终存在。而由于群体性事件所追求的大多是具体的
诉求，即便求诸更加抽象宏观的价值动员，也多只是一种“框架借用”
（ 犳狉犪犿犲犫狅狉狉狅狑犻狀 犵 ）（黎相宜， ２００９ ），因此，说情感之于群体性事件具有
支配作用，并非专指情感的恣意发作，同时还指事件中的情感管控。也
就是说，对于情感的管理也同样是群体性事件中较为普遍的现象，甚至
可说是一个更加重要的特征。正是因为情感管理的普遍化，才使得具有
暴力特点的群体性事件在当下的中国并非常态。
“情感管理”的概念最早出自霍赫切尔德（ 犎狅犮犺狊犮犺犻犾犱 ， ２００３ ）， ２７ 她
发现资本主义的剥削与管理方式已从对劳动力的剥削深入到人的感情
和内心，促使人必须主观上管理自己所感受到的情感，使情感表达符合
既定的需要（如场合、地位、职业等）。例如，无论飞机上的服务员个人
内心多么不愉快，她们都需要在工作时对乘客笑脸迎送，这即是霍氏所
称的“情感劳动”。进一步，她提出“情感规则”（ 犳犲犲犾犻狀 犵狉狌犾犲狊 ）的概念，
即社会的权力结构和不平等关系%定了什么人在什么场合可以表达什
么样的感情。例如在科层体制下，上级老板可以对下级发脾气，反过来
２７． 米尔斯在 １９５１ 年出版的《美国白领》一书中已经注意到科层制下的权力等级关系与美国
中产阶级情感表达之间的关联，不过，系统地提出情感管理概念并更有影响力的研究，当数霍
赫切尔德于 １９８３ 年出版的著作《被管理的心》（ 犜犺犲犕犪狀犪 犵 犲犱犎犲犪狉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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