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04 - 《社会》2014年第1期

群体性事件的情感逻辑

却不行。如此，情感管理其实就是指从属者在面对支配者时对自我情
感进行的控制。这一概念被沿用到西方社会运动研究中，多指运动组
织者对成员正面情感的动员及负面情感的疏导。其实，将其引入中国
的群体性事件研究中倒是更能够贴切地体现出这一概念的原意，因为
正是通过事件参与者对情感非常自觉的约制，我们才得以透视事件背
后的宏观权力结构关系。而一般所说的“理性维权”、“情感掩饰”与各
种“情感表演”，其实都是这种结构关系支配下情感管理的不同面相。
民众对自身情感的克制很容易从近年来的一系列理性维权案例中
看到，如 ２００７ 年厦门市民反对 犘犡 项目的维权行动。在环境意识日益
提升的背景下，厦门市民对于可能影响自身和后代健康的 犘犡 项目设
在距离城市不远的地区无法接受是抗争的主因，首先是部分市民以短
信、口传等方式号召人们起来抵制，继而聚集到市政府附近示威，喊出
“反对 犘犡 ，保卫厦门”、“抵制 犘犡 项目，保市民健康，保厦门环境”等口
号，但活动中市民们自始至终都保持了克制，避免与公安武警发生冲
突。同样，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上海部分小区业主反对计划中的磁悬浮列车延
长线距小区过近而举行的抗议也与此类似，业主们以“散步”和“集体购
物”的方式聚集到闹市区，打出了“和谐社会，反对磁浮！”“反对磁浮，保
卫家园”等标语，整个过程和平理性。此外，在诸如广州番禺等地的环
境抗争中，我们也都能看到此类情况。 ２８
这些活动的共同特征都是巧妙地利用法律空档，行为上打擦边球，
对情感表达进行包装，刻意营造公开抗争文本的宏大性与正义性，回避
政治，和平理性表达诉求，自觉规避过激行为。所以，尽管抗争规模不
小，却都没有演化为社会泄愤，且最后都达到了目的。情感的克制可以
看做是公民文化的成长，但也可以视为是民众在官权面前的集体被动。
不过，情感表达的转换，即以各种掩饰性策略和“顺从”姿态所展示的“情
感表演”，其实是民众进行“隐性”抗争的策略，也是中国群体性事件中民

２８． 从近年发生的典型群体性事件中我们还注意到，集体泄愤现象更多地出现在乡村，而理
性维权的案例则多发生在大中城市。个中原因，可能是基层社会公权力行政的规范性更差，
更易累积怨愤，而地缘化网络关系又容易让这种怨愤传播，且乡村基层处于公权力结构系统
的底层和边缘，维稳力量相对薄弱，一旦民怨爆发，就可能出现短时失控。而城市是陌生人社
会，缺乏紧密的地域性社会动员网络，且市民文化程度更高，不轻易走极端，加之维稳力量强
大，这些因素都可能让他们在集体行动中保持克制。但这仅仅只是一个简单的推论，若要深
究，尚需另文专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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