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80 - 《社会》2013年第5期

论操作化：当代社会科学哲学的启示

个正在闹肚子的女人说：“她没有我卫生，因为她细菌超标太多了。”此
时，必然会有研究者指出，“在这个例子里，我们要进行另外一种概念化
和操作化，因为社会研究是要考虑情境的”。这种说法完全正确，但是，
不管研究者对后面这个例子进行什么样的操作化，检验其操作化办法
是否合理的标准是什么呢？一种操作化办法如何证明自己比另一种操
作化办法更好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标准只能在人们的生活和
语言中寻找。“为了理解一个实指定义，一个人必须已经掌握了一个语
言游戏”（韩林合， ２０１０ ： ９３９ ），上述例子中的研究者只有先把握住了新
语境中“卫生”一词的意义，才有可能指出某种操作化方法的错误。形
式化工作使人们获得清晰，但“清晰”本身并不是目的，如果缺少了不被
定义的“理解”，人们就成了不知考题的判卷者，不可能仅因为某个答案
写得很工整就给它打对勾。“操作化”是一种发明而非发现，一个发明
的价值不是自证的。先创造一个“发明”，然后将该发明指认成对客观事
物的“发现”，以此论证“发明”的价值，这种做法需要反思。 ２００８ 年金融
危机出现之后，欧美许多权威金融评级机构的客观性受到强烈质疑，那
么这种质疑是如何产生的？合理的、正确的评级标准是由什么决定的？
英国概率数学家吉利斯（ ２０１２ ： １５５ ）在评价社会科学中的操作主义时就曾
问道：“操作主义者如何能够给测量方法的修正和改进提供说明……如
何可能存在任何更为精确地测量它的方法呢？ ”认真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我们就会对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论有所领悟，而吉利斯（ ２０１２ ： １５４ ）亦
敏锐意识到这一点：“概念并不是通过操作定义来获得意义的”。
从上面的分析能够看出，操作化是一种使用语言意义的活动，虽然
它也常常发挥塑造语言意义的作用，但它决不是判定语言意义是否存
在的标准，“只有在一个语词在语言之中究竟应当扮演什么角色这点已
经是清楚的情况下，实指定义才解释了这个词的用法”（韩林合， ２０１０ ：
９３９ ）。我们的确不能因为两种方法都有缺陷就陷入相对主义，认为使
用任何方法都一样，但是我们要明白的是，我们之所以使用某种方法而
不使用另一种方法，其理由是什么。目前许多研究者对这个问题的意
见明显体现了语言图像论的观点，他们认为存在着一个给定实在，而定
量研究对于这个世界的认识比定性研究更接近于这个给定实在，因此
定量方法比定性方法要好。他们承认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区别，但
是他们坚决否认对于“真理”的社会学解释，在他们看来，测量方法是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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