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79 - 《社会》2013年第5期

社会· ２０１３ · ５

从语言游戏论的角度来看，当某些概念很难被量化的时候，往往正
是人们不需要去研究所谓“变异性”，或是人们不需要去“控制”某个事
物的时候。批评者的误区在于，他们从某些词的常规用法中得到一种
实体论的哲学观，然后用此种哲学观去评判这些词的其他用法以及去
评判其他词的所有用法。他们没有认识到，自己在界定何为“实体”时
本已使用了来自语言用法的语词意义，却把此后得到的“实体”看作语
词意义的来源。这不仅在逻辑上说不通，甚至也体现了一种权力关系。
这样做的结果会把一些词的全部或部分用法从语言的领域中驱逐出
去，造成意 义 的 僵 化，进 一 步 造 成 生 活 形 式 的 僵 化，故 而 海 德 格 尔
（ ２００２ ： １５８ ）感叹道：“把活生生的、动态的词语转换为一系列单义的、机
械地固定下来的僵化符号，这或许就是语言的死亡，是此在的僵死和荒
芜了”。英国语言哲学家斯特劳森也指出，“符合论试图借助陈述与事
实、事态或状况之间的符合关系来说明真理，这必然是行不通的，因为
在‘事实’这样一些概念中已经包含了词与世界的关系”（转引自涂纪
亮， ２００７ ： ５１７ ）。
有一些社会学家承认“符合论”在处理某些社会科学概念时的困
难，但他们会辩解说：“用以研究社会和社会关系的所有方法，都被发现
存在着局限。这一不足并不会让一位严肃的学者感到吃惊；相反，他／
她应当将之视为对我们理解社会所做的持久努力的一种挑战。不幸的
是，许多人拒绝迎接这一挑战，取而代之的是退缩到一个玩世不恭的相
对主义立场上：既然一切方法都各有长短，那么，我们就不应厚此薄彼”
（谢宇， ２００６ ： ５ ）。这种观点很有道理，人们不能因为无法完全做到“卫
生”，就跑到臭水沟里做手术（格尔茨， １９９９ ： ３８ ）。但我们应该认识到，
我们之所以说手术室比臭水沟“卫生”，并不是因为存在着某个客观的、
外在于人类实践活动的理想“卫生”状态。“卫生”一词的意义扎根于我
们生活形式中的语言用法，我们可以为“卫生”建立一个指标，也可以进
一步根据这样的指标来建立卫生等级制度，但是之所以可以这么做，并
不是因为只有这些指标才反映了“卫生”一词的“意义”。无论我们建立
了多么复杂高效的卫生措施和制度，都需要我们对“卫生”有一种无法
被对象化的、理解性的共识。
试想，如果我们要比较两个人谁更讲“卫生”，然后使用上述手术室
的指标来考查，那就会闹笑话了。比如一个蓬头垢面的男人会指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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