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57 - 《社会》2013年第5期

社会· ２０１３ · ５

观主义的体系，成功地泯灭了存在于此世与个人超世俗的命令之间的、
基本悲观论的紧张性”（韦伯， ２００４犫 ： ３５７ 、 ３１９ ），从而“丝毫不知所谓救
赎的需求”（韦伯， ２００５犪 ： １８６ ），或者说作为“有权有势的官僚阶层的伦
理，它拒绝任何拯救教义”（韦伯， ２００４犪 ： ５６６ ）。中国的士大夫阶层一身
二任，既为道统和学统，又为政统的担纲者，这使得他们难以“轰轰烈烈
地创造出新的价值导向和新的制度模式”（艾森斯塔德， ２０１２ ： ７６ ），难以
想到进行哪怕是部分的价值重估和制度重建。这是中国社会权力结构
的产物。在这种情况下，儒士的“明道救世”精神便大打了折扣———尽
管中国古代也有范仲淹那样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官僚和士人。因此在
缺乏文化张力和新取向的情况下，中国的拯救最后往往以改朝换代的
循环（治乱循环）而告终。
至于伊斯兰教文化，如约翰·希克（ １９９８ ： ５７ ）所言，其没有基督教
那种“堕落”（原罪）与“拯救”观念，但由于认识到人性普遍软弱，需要改
变“加发拉”（ 犺犪犳犪犾犪 ，忘却真主）状态，因而可以说也存在某种拯救或解
犵
脱的思想（对于苏非派尤其如此）（ 犖犻犮犺狅犾狊狅狀 ， １９６３ ： １９ ）。不过，在韦伯
（ ２００５犪 ： ３０９－３１３ ）看来，鉴于伊斯兰宗教与世俗之间没有区分（哈里发
或苏丹制的政教合一），其“顺服”的观念（“伊斯兰”本意为“顺服”，指顺
服唯一真神安拉的旨意），往往变成“顺应现世”。在这种情况下，其文
化张力和救赎的思想都极为弱化。
因此，在世界文明中，只有西方文化或文明才存在巨大而复杂的张
力。这种特性是由西方文化构成因素造成的。西方文化中的多元因
素，如希伯来、希腊、罗马和日耳曼因素，自一开始就存在冲突和张力。
它们在实际的社会冲突和斗争的作用下日趋强化，并且逐渐演化出日
益明确的具有新的文化价值的变迁方向。西方社会就是凭借着此种文
化张力（动力）和价值取向（方向）从自发到自觉逐渐脱离旧有传统而迈
进近代门槛的，或者用韦伯的话说，是通过价值理性与目标理性的相互
作用走上现代性之路的（当然，这需要一种从宗教改革到世俗化的转变
过程）。没有这些，西方不可能成为世界的“例外”（尽管今天在西方这
种张力已大为减弱，甚至如尼采所言似乎正进入一种虚无主义的“末
人”的时代）。
韦伯有关西方文明的研究与非西方文明中文化取向（以宗教为核
心代表）的分析相互印证，说的就是这一道理。尽管他没有来得及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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