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59 - 《社会》2013年第5期

社会· ２０１３ · ５

取向的不同，尤其是智识精英及其运动（知识分子及其运动）与政治权
力精英之间张力的差异；二是社会精英在变革中和之后在制度建设上
存在明显差异，对于政治制度尤其如此。韦伯认为，东西方在这两个方
面差别最大。就东方而言，由于缺乏文化的多元性以及作为其载体的
社会结构的多样性和精英的多样性，因而不论文化张力抑或社会张力，
包括精英之间的实质性矛盾和冲突都是明显弱化的。在这种情况下，
新的价值取向难以生成或成长。人们反对旧制度的统治者或传统的权
威，但不反对制度和传统本身，或者说表面上建立了一种新制度，但实
质上却是新瓶装旧酒。因此，由于未能在新的价值取向引导下有效地
建立起与以往传统有着实质区别的新制度，或者说新的文化理念和制
度萌芽缺乏韦伯所说的那种不断理性化的生活或秩序的支持，卡里斯
马的价值理性的行动带来的起义、革命或变革，往往最终“深陷于卡里
斯马与传统的永恒轮回而难以脱身。传统化成了卡里斯马日常化的唯
一出路”（参见李猛， ２０１０ ）。于是，精英向传统妥协并逐渐被同化，制度
则在经历不同程度的混乱之后又照旧延续（“每一次革命都最终以乌托
邦图景和传统之间的和解而告终”［伯尔曼， ２００８ ： ２９ ］）。
与东方不同，西方由于存在文化多元性以及中心与边缘的相对宽
松的关系（边缘存在一定的自主性），或者说没有东方那种权力结构和
“总体性”问题，这导致艾森斯塔德（ ２０１２ ： ４４ ）所说的那种“自由资源”
（ 犳狉犲犲狉犲狊狅狌狉犮犲狊 ），尤其是文化或知识精英，能够在较为宽松的环境中相
对自主发展，如罗马法复兴者（以波伦亚法学院师生为代表 １５ ）、阿拉
伯—希腊科学和哲学的引进者、亚里士多德的再发现者和传播者（以托
马斯·阿奎那为代表）、以罗杰·培根（ 犚狅 犵 犲狉犅犪犮狅狀 ）为代表的（方济各
会）托钵僧兼实验家和哲学家、新兴市民（从 犅ü狉 犵 犲狉 到 犅狅狌狉 犵 犲狅犻狊犻犲 ）、以
哥白尼为代表的教士兼科学家、基督新教教徒、启蒙运动精英，等等。
所有这些作为不同阶段的新文化价值取向的担纲者和主要推动者，对
西方社会和文化的现代性演化都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最重要的是，他
们植根于 相 对 自 治 的 新 兴 市 民 社 会 和 阶 层，依 托 具 有 某 些 特 许 权
（ 犾犻犫犲狉狋犻犲狊 ）并不断创新文化的大学，逐渐由特殊到普遍地建立起一整套

１５． 波伦亚（ 犅狅犾狅 犵 狀犪 ，又译博洛尼亚）法学院是中世纪意大利最著名的法学院，其学生人数至
少上千，且大多来自西欧各国。他们一代代地成为西欧罗马法复兴和发展的中坚力量（参见
伯尔曼， １９９３ ： １５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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