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53 - 《社会》2013年第5期

社会· ２０１３ · ５

一章收尾（韦伯， ２００６ ），其用意耐人寻味。 １０
需要指出的是，韦伯似乎感觉到只以西方新教兴起的例子说明价
值取向与社会变动的关系，还不足以做到以理服人，于是便设计了十分
庞大的研究计划，力图通过世界主要文明的事例，来说明“由‘理念’创
造出的‘世界形像’”（见文章开头引文）是如何影响人类行为和社会运
行的（可惜由于较早逝世，韦伯有关伊斯兰和天主教文明的写作计划未
能如愿）。在韦伯看来，他之前的伟大理论家所证明的人的行动受物质
欲望驱使的原理，即“不是理念，而是物质和精神的利益直接支配着人
的行为”的说法，是非常正确的。然而，除此之外，韦伯还认为尽管利益
直接支配着人的行动，但它们并不必然决定人之行动的最终方向，决定
方向的是各种各样的“理念”及其现实“形像”，它们“常常像扳道工那
样，决定了行为沿着哪条轨道被利益推动向前”。这表明韦伯最终要把
人的行动的研究落实在“文化意义”（精神因素或价值取向）上，也就是
“行动 根 植 于 宗 教 之 心 理 的、事 实 的 种 种 联 系 之 中 的 实 际 启 动 力”
（ 犠犲犫犲狉 ， １９４６ ： ２６７ ）或韦伯夫人（ 犠犲犫犲狉 ， 犕犪狉犻犪狀狀犲 ， １９７５ ： ３３１－３３２ ）后
来所解释的“由宗教得出的行动的实际的启动力”。按照这一思路，韦
伯分别描述和阐释了中国（儒教和道教）的、印度教和佛教的、希伯来／
古犹太宗教的文化“图像”（在《宗教社会学》和《经济与社会》中还简略
谈及伊斯兰教、天主教和早期基督教的文化取向），通过“价值参照”，分
别考察了东西方以及东方之间的文化差异和由此造成的不同社会变动
特点，其中涉及宗教差异、（目标）理性化程度、经济伦理取向、财富观
（包括对资本主义的态度）、职业伦理、生活态度和工作态度，等等。通

１０． 当然，需要说明的是，新教对近代资本主义成长的促进作用是间接而曲折的（如韦伯所言
“并非一个简单的‘函数’”）。新教作为基督教的清教派从主观上看也是保守的（其强调“因信
称义”和原原本 本 回 到《圣 经》中 去）。因 此，其 本 身 不 会 产 生 现 代 资 本 主 义。或 者 如 托 尼
（ ２００６ ： １３６ ）所言：“‘资本主义精神’同历史一样古老，它并不像人们有时所说，是清教的产物。
但它确实在后期清教的某些方面找到一种激励因素，这种因素激发了它的力量，增强了它原
本就具备的朝气”。了解有关历史的人都知道，宗教改革时期和早期新教社团（如加尔文教
派）是一种具有强烈“集体主义”精神的组织，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不可能在其中生存。托尼
（ ２００６ ： ２０９ ）说，如果把后期清教徒的个人主义加在早期教派身上，“会使他们惊恐万分”。然
而，“三代人之后”，当这些宗教共同体培养的一代又一代自律、理性、简朴、勤劳和有信仰的教
徒与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成为功利主义的个人主义的载体”
之时），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这就是促进人与社会向现代性转变，推动现代资本主义文
明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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