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94 - 《社会》2013年第5期

教育程度、收入水平与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

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改革开放的倾斜政策，通过积极引进外商投资和
发展内源型经济，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相比之下，
中西部地区由于受制于地理、环境和政策等因素，很难在改革开放中获
益。近年来，虽然中西部的市场化水平呈现较快的增长速度，但总体市
场化程度仍然落后于东部地区（阎大颖， ２００７ ）。
中国市场化的空间差异不仅影响了个人的行为特征，也导致了生
产要素对资源分配的贡献程度有所差异。很多研究认为，市场化程度
不同，教育的经济回报也呈现相应的变化（李春玲， ２００３ ；李实、丁赛，
２００３ ；刘精明， ２００６犫 ）。刘精明（ ２００６犫 ）根据市场化程度的差异区分了
私有部门和国有部门，研究发现，市场化程度越高的部门，人力资本的
回报越高。在 １９９６ 和 ２００３ 年两个时点，私有部门的教育收益明显高
于国有部门。李实、丁赛（ ２００３ ）在分析了 １９９０－１９９９ 年全国 ６ 省数据
后也得到类似结果，即私营个体企业给予职工教育的回报最高，而国有
独资企业给予的回报则最低。
上述文献表明，中国市场化的地区差异可能会影响城市居民对幸
福的感知程度。对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个人幸福感的来源主要
通过教育回报来体现，即教育程度通过影响个人收入，从而实现对居民
幸福感的影响；相比而言，对于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虽然个人也可
通过教育回报来增加幸福感，但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相比，教育回
报对城市居民幸福感影响相对较弱。因此，笔者提出：
假设 ４ ：无论在市场化程度较高还是较低的地区，教育回报对中国
城市居民幸福感均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
假设 ５ ：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教育回报对中国城市居民幸福
感的影响效应要比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强。
（三）不同时间条件下，教育回报对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的
影响
时间在社会分析中经常被描述成某一模型中诸变量之间的一种因
果联系（哈萨德， ２００９ ： １８ ）。虽然时间本身不能构成因果联系，但它作
为条件变量加入分析过程，无论是否支持变量之间存在的历时性联系，
都能对因果联系的推断起到验证作用。然而，时间并不仅仅表示为一
种序列位置（ 犕犪狉狊犺 ， １９５２ ： ４４ ），而是关于个人活动的社会时间。换言
之，时间是根据个人日常生活和行为特征被建构的，其背后蕴含的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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