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95 - 《社会》2013年第5期

社会· ２０１３ · ５

种更为复杂而宏大的结构模式。从这一层面上来说，时间与社会秩序
是并存的（贝尔特， ２００９ ： １８ ）。在中国情景下，始于 １９９９ 年的高等教育
扩招是教育改革中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也反映了中国教育结构特征
更新的时间断点，在这一断点的前后两个时间段，教育程度对收入回报
的影响显现出截然不同的机制。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政府一直通过扩大各教育层次的招生比
例增加国民受教育的机会。从 １９９９ 年开始，随着高等教育扩招政策的
逐步落实，大学在校生的规模迅速扩大。从图 ２ 可见， １９９２－１９９８ 年
期间，普通高校在校学生总数、普通高校招生人数都处于较为稳定的水
平。然而，自 １９９９ 开始，普通高校在校学生总数和每年招生人数急速
上升，年平均增长率高达 ２０％ 。截至 ２０１０ 年，我国普通高校在校学生
总数已达 ２２３１ 万，其高等教育规模位居世界第一。与此同时，大学扩
招也带来不少负面影响，其中，最为明显的是高等教育收益的压缩效
应。有研究表明，在 ２０００ 年以后，高等教育的收益率呈现增长减缓的
趋势，到 ２００６ 年，甚至出现停止增长的迹象（何亦明， ２００９ ）。因此，大
学毕业生不得不面对“找工难、起薪低”的困境。由此不难看出，高等教
育在劳动力市场的“贬值”效应将导致教育程度对城市居民幸福感产生
时间的差异，在高等教育扩招前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毕业生，教育回报对
他们的幸福感有显著影响；而在高等教育扩招后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毕
业生，由于教育程度在经济收入的回报率下降，直接降低了他们对幸福
的感知程度。所以，笔者提出：
假设 ６ ： ２００２ 年之前，教育回报对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呈现显著正
向影响。 １
假设 ７ ： ２００２ 年之后，教育回报对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分析策略
本文重点在于研究教育程度如何影响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因此，

１． 中国的高等教育扩招始于 １９９９ 年，本研究需要考察教育程度在劳动力市场的回报效应，
所以，对时点的选择应该限定在 １９９９ 年高等教育扩招后第一批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
份，即 ２００２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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