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98 - 《社会》2013年第5期

教育程度、收入水平与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

此得到人均月收入作为衡量收入水平的数值型变量。并且，考虑到收
入呈现的是偏态分布，因此，在纳入模型时需要对其进行对数化处理。
３． 核心自变量 本研究的核心自变量为教育程度。基于研究思
路与目的，教育程度操作化方法有两种，一种则将它转化成“教育级别”
的类别变量，具体操作化为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职高／技校、中专、
大专和本科及以上 ７ 类；另一种将它转换成“教育年限”的数值型变量，
没有受过正式教育为 ０ 年，小学一到六年级分别为 １－６ 年，初中一到
三年级分别为 ７－９ 年，高中一到三年级分别为 １０－１２ 年，职高、技校
和中专分别为 １２ 年，大专为 １５ 年，本科为 １６ 年，研究生及以上为 １８
年。需要说明的是，前者仅用于实证分析结果第一部分的教育级别模
型， ４ 其他模型涉及的教育程度变量均操作化为教育年限。
４． 控制变量 以往的幸福研究发现，除了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
外，个体幸福感也会受其他变量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性别、年龄、婚姻状
况和健康水平等方面。性别分层会导致男性和女性的幸福感存在较大
差异，因为女性在工作、报酬、生活休闲和家庭地位等方面处于相对劣
势，所以，她们对幸福的感知程度普遍低于男性（ 犛犺犿狅狋犽犻狀 ， １９９０ ）。年
龄与个体幸福感之间呈现正 犝 型关系，中年人的幸福感最低（ 犗狊狑犪犾犱 ，
１９９７ ）。婚姻状况同样对个体幸福感具有调节作用，已婚者的幸福感明
显高于未婚者（ 犚狅狊狊 ， １９９５ ）。在健康水平方面，个体的健康水平越低，
其幸福感就越低。这是由于个体身心都受到病痛的折磨，以及高昂的
医疗费用有可能使其陷入生活的困境（ 犠狅犾犳狊狅狀 ， １９９９ ）。在中国 情境
下，个体幸福感还有可能受到党员身份、户籍所在地和单位性质等特殊
变量的影响。党员身份作为一种政治资本，有助于个体获得其他形式
的有价资源，这种资源获得与占有的优势会影响个体对幸福的感知程
度。另外，中国户籍制度背后所隐藏的资源与福利分配的差异，造成群
体间的利益格局处于分割状态。这种分割不仅体现在城乡之间，同时
也存在于本地人与外地人之间。即便工作与生活在同一座城市，但户
籍身份的差异将导致外地人无法与本地人享有同等的权利与资源，从

４． 教育级别模型需要将教育程度进行类别化处理，这是因为本研究希望检验不同的教育级
别与幸福感是否只是呈现简单的直线关系，与假设 １ 相对应。此外，本研究还将教育程度的
类别变量和数值型变量分别纳入统计模型，发现二者的研究结果基本类似。限于篇幅，文章
在其他地方不再报告教育程度类别变量的数据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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