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93 - 《社会》2013年第5期

社会· ２０１３ · ５

福感的影响会降低。例如，戴维斯（ 犇犪狏犻狊 ， １９８４ ）通过分析 １９７２－１９８２
年美国居民幸福感的变化情况发现，在控制了个人收入和家庭收入的
情况下，教育程度对幸福感的影响明显减弱，或变得微乎其微。主要原
因在于：教育程度对幸福感的影响很少通过直接效应来实现，而是通过
提高经济地位或职业地位影响个体的幸福程度。基于此，笔者提出：
假设 ２ ：在控制了收入后，教育程度对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的正向
效应会减弱。
当引入年龄变量时，研究普遍发现，教育程度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
会逐渐减小或变得不显著。从生命历程的角度来看，个体间的物质欲
望在初期具有高度的相似性，此时，教育程度越高的个体可以通过获得
更多收入以满足自己的欲望，其幸福感自然也较高；但随着生命历程的
推进，人们物质欲望的增量往往大于经济收入的增速，这促使教育程度
对幸福感的影响效应被逐渐削弱（ 犈犪狊狋犲狉犾犻狀 ， ２００１ ）。当步入老年阶段，
他们获得资源与收入的主要途径为社会保障的国家再分配体系，不再
是以教育为核心的市场分配体系，这种转变缩小了不同学历群体之间
对幸福体验的差异性（ 犢犪狀 犵２００８ ）。此外，与年轻人相比，老年人更多
，
采用向下比较的方式来缓解自己的消极情绪，而且，老年人对物质资源
的期望值本身较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较小导致教育程度对幸福感
，
的影响随着年龄增加而减弱（ 犆犺犲狀 犵２００４ ）。基于此，笔者提出：
假设 ３ ：随着年龄的增加，教育程度对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的正向
效应会减弱。
（二）不同空间条件下，教育回报对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
的影响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空间不仅是一个具有自然特性和地理特性的
场所，还是一种社会历史的建构。从概念来看，空间蕴含并产生于社会
实践，是社会秩序的特定体现（吉登斯， １９９８ ： ２０６ ），即空间的建构是在
场个体集体互动的结果，随着时间的推进，凝结成各种常规化的制度结
构。此时，空间不但富含文化、政治与社会的意义，更为重要的是，社会
建构过程赋予了空间一套自身的运作逻辑与规则（布迪厄， １９９８ ： １３４ ）。
身处不同空间的个体受制于这种客观条件，需要按照空间所特有的资
源分配原则来实现自我的行为。在中国情境下，以市场化为方向的渐
进式改革模式是引起中国经济发展区域差异的重要原因。东部地区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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