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92 - 《社会》2013年第5期

教育程度、收入水平与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

台湾、香港等东亚地区，高学历的个体在日常生活中感觉更快乐，对生
活品质 的 满 意 度 也 较 高 （ 犚狅狊狊犪狀犱 犠犻犾犾犻 犵 犲狀 ， １９９７ ； 犉狉犲 狔犪狀犱犛狋狌狋狕犲狉 ，
１９９９ ； 犜狊狅狌犪狀犱犔犻狌 ， ２００１ ）。其原因在于这些地区资源分配方式均以市
场为主导，人力资本越高便意味着可获得的经济资源越多，个体的幸福
感也会相应增加。二是认为教育程度对个体幸福感有负向影响。教育
程度较高的人对自我的期望值相对较高，且与他人相比有一种强烈的
优越感，一旦遭遇失业、经济衰退等困难或危机，其幸福感下降幅度要
比他人多得多（ 犠犻犾狊狅狀 ， １９６７ ； 犆犾犪狉犽犪狀犱犗狊狑犪犾犱 ， １９９４ ； 犔犪 狔 犪狉犱 ， ２００６ ）。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着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重大转
型，人力资本也越来越成为影响个人收入的主导因素（ 犖犲犲 ， １９８９ ），所
以，教育程度作为衡量人力资本和劳动力素质的重要指标对个体收入
的增加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体制内也如此）。有学者指出，随着市场
化力量逐渐渗透到体制内，人力资本在国家规制部门的回报也得到了
相应提高。例如，刘精明（ ２００６犪 ）的研究表明，在党政机关等四个体制
内部门中， ２００３ 年的教育收益率比 １９９６ 年有较大幅度的增加，且这种
增长速度明显高于体制外教育收益率的增长速度。由此，根据第一种
观点所认为的教育程度对个体幸福感有正向的影响，笔者推断，教育程
度与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也可能呈现正向关系。
然而，教育程度对幸福感的影响并不是简单的直线关系。西方研
究认为，拥有中等教育 文凭 的个 体是感 觉最 幸 福的群体（ 犎犪狉狋狅 犵犪狀犱
犗狅狊狋犲狉犫犲犲犽 ， １９９８ ）。对于大学生群体的研究也有相似结论，当个体获
得大学文凭后，即便继续升学提高自身的教育程度，其幸福感也不会有
显著提高，二者甚至呈现负向关系（ 犕犻犮犺犪犾狅狊 ， ２００４ ）。李春玲（ ２００３ ）在
研究中国情况时也指出，随着教育年限的增加，个体经济回报也会逐步
提高；但不同区域的教育收益率却有所不同。与农村地区相比，由于城
市地区的市场化与工业化程度较高，高中与中专学历在城市的收益回
报率是最高的。基于此，笔者提出：
假设 １ ：总体而言，教育程度对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
影响，但二者并非呈现简单的直线关系。
在文献回顾中，笔者发现，西方学者在控制特定的人口社会特征变
量下，讨论教育程度对幸福感的变化趋势，其中，收入和年龄是被讨论
得最多的重要变量。不少研究认为，在控制收入后，教育程度对居民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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