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8 - 《社会》2013年第4期

拆解“结构—能动”的理论迷思

西方社会学的概念表达，便是整合—共识（ 犻狀狋犲 犵 狉犪狋犻狅狀犮狅狀狊犲狀狊狌狊 ）与失
协—冲突（ 犱犻狊犻狀狋犲 犵 狉犪狋犻狅狀犮狅狀犳犾犻犮狋 ）二元互斥对彰的永恒斗争，且这样的
冲突、颉颃被看做是永无止境的。施及于“结构”与“能 动”的 二 元对
彰格局，情形亦是如此，因为它们始终处于“必然是互斥地并存”的命
运之中。
显然，只要“结构”与“能动”被认为是处于二元互斥对彰并存的格
局之中，它们就必然永恒地相互斗争着，彼此之间有着（至少是某种程
度上的）不可妥协、也不能化约的不可共量性。这样的状态绝不是吉登
斯试图以“结构”同时兼具限制（ 犮狅狀狊狋狉犪犻狀狋 ）与赋能（ 犲狀犪犫犾犻狀 犵 ）之双向作
用的说法可以解套的，因为，限制与赋能，和“结构 － 能动”一样，依然处
于二元互斥对彰而并存的状态。如此这般的二元互斥对彰并存状态永
恒地循环交错，依旧摆脱不了古希腊以来西方思想中肯定“诸神交战是
文明的原型”的象。于是乎，冲突仍被理解为社会互动的原型，相应地，
焦虑被 视 为 人 必 然 的 基 本 心 理 状 态 自 然 也 就 不 足 为 奇 了 （参 见
犛犻犿犿犲犾 ， １９５５ ： １３－１４ ）。
当我们考察以往的学者对处于如此纠结的场景中的行动者所作的
种种分析时，可以看到过去的论述基本上持有着两个重要观点：一是侧
重行动者的认知面向；二是从关系的角度来勾勒行动者的形象。首先，
侧重行动者的认知面向实即内涵着理性成分必然是被看重着，如吉登
斯（ 犌犻犱犱犲狀狊 ， １９７９ ）就特别强调以行动者的能知性（ 犽狀狅狑犾犲犱 犵 犲犪犫犻犾犻狋 狔 ）、
实践或推论意识（ 狉犪犮狋犻犮犪犾狅狉犱犻狊犮狌狉狊犻狏犲犮狅狀狊犮犻狅狌狊狀犲狊狊 ）与行动的反身
狆
性监控（ 狉犲犳犾犲狓犻狏犲犿狅狀犻狋狅狉犻狀 犵狅犳犪犮狋犻狅狀 ）等概念来勾勒行动者的基本特
征。于是乎，企图透过型塑种种有关“理性”安顿策略来刻画行动者的
能动性，跟着成为论述的基本重点，紧紧地符应着启蒙理性的呼吁。从
对历史回顾中可以看到，从 １８ 世纪以来逐渐成形的所谓“理性选择”说
即是最为典型的此类论说，其他诸如巴恩斯（ 犅犪狉狀犲狊 ， ２０００ ）的能动者责
任说、鲁宾斯坦（ 犚狌犫犻狀狊狋犲犻狀 ， ２００１ ）的机会序列可能性的理性展现论，或
者哈贝马斯（ 犎犪犫犲狉犿犪狊 ， １９８４ ， １９８７ ）的理性沟通说，基本上可以说都是
如出一 辙 的。即 便 是 如 犑狅犪狊 （ １９９６ ）的 创 造 力 说 和 阿 切 尔 （ 犃狉犮犺犲狉 ，
２００３ ， ２００７ ）的内在交谈论多少企图把人之“情绪”的感性成分考虑进
来，但他们都还是无法有效地摆脱“理性”之网的魔咒，因此，被他们所
论述的情绪感性的面向仅仅成为某种点缀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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