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33 - 《社会》2013年第3期

社会· ２０１３ · ３

作为单位体制的附庸角色，其应有的代表功能则基本上为“家长主义”的
国家所吸纳（冯钢， ２００６ ）。也就是说，职代会和工会在“维权”功能实际并
不存在的情况下，事实上只是企业中一个没有实质性功能的管理部门，
是企业组织生产和所谓“民主管理”过程中的摆设性的角色。
国企改制以来，国家开始全面从社会中退出，而企业则转化为纯粹
的经济性组织。国家变得更加专业化了，它进一步放开对经济活动的
管控并放松了对社会的直接控制，从而国家和工人阶级之间开始出现
权力的空地，由此凸显了工人阶级组织化的重要性。这主要体现在以
下三个方 面：首 先，国 家—单 位—工 人 结 构 这 种 “完 全 性 组 织 制 度”
（ 狋狅狋犪犾犻狀狊狋犻狋狌狋犻狅狀 ）（ 犛犺犲狀犽犪狉 ， １９９６ ）转变为单一经济性的结构形式，意
味着被剥离的企业社会功能需要新的组织来承担；其次，经济性的结构
形式是以资本为轴心的，而资本又形成了同国家的联合，处于弱势地位
的工人一方面失去了他们过去拥有的权益，另一方面又并未形成旨在
讨回部分合理权益的集体力量；第三，作为形式上、法律规定的集体组
织，职代会和工会在过去并没有完全负担起保护工人权益的责任，甚至
它们的工作重心完全无关乎工人的权益；甚至，在国有企业改制后其本
身还面临着寻求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难题。
（二）组织辅助结构的实现：在统合与自治之间
职代会在建立之初就不是为了处理利益冲突，也不是为了协调群
体之间的紧张关系，它的基本作用是动员和组织工人群体进行稳定的
企业权力交接。 １９４９ 年以后，职代会在国有企业中被广泛推行，政府
希望以职代会作为联系国家与基层群众的桥梁，在行政主线之外建立
上传（意见）下达（指示）的渠道，将工人群体整合在体制周围，起到辅助
行政、监督企业发展的作用；同时，国家对于职代会还有希望凭借工人
阶级的力量管理企业的意图（张静， １９９８ ），这一点在公私合营时期体现
得尤为明显。国企改制完全打破了过去的格局，陈峰在研究国企改制
过程中工人的抗争时发现，当专断的改制造成工人权益的制度性侵蚀
时，工人们便开始主张他们在工厂所有制转换中的民主权利。一些事
例表明，工人反对改制的抗议最终会通过职代会进行讨论，并寻求解决
的办法。职代会成了工人抗争的权力资源之一，也成了对改制方案进
行辩论的地方（ 犆犺犲狀 ， ２００３犫 ）。换言之，正是在国家放开对企业的全面
管理，允许并推进国企进行改制的过程中，工人阶级权益受到损害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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