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37 - 《社会》2013年第3期

社会· ２０１３ · ３

当然，应该看到，自改革开放以来，工会在调解劳动冲突中发挥着
比以往大得多的作用，这倒不是因为它的社团属性，而是因为它的官方
背景（ 犆犺犲狀 ， ２００３犪 ， ２００９ ）。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
法律赋予的权力，随着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以来一系列劳动法规的颁
布实施，国家在制度和法律上为工会发挥其统合功能提供了相应的或
更大的空间，工会获得了协调劳动关系的合法性，提高了处理劳动冲突
的制度性权力（ 犉狉犻犲犱犿犪狀犪狀犱犔犲犲 ， ２０１０ ； 犕犲狋犮犪犾犳犪狀犱犔犻 ， ２００５ ； 犖 犵犪狀犱
犠犪狉狀犲狉 ， １９９８ ）。其二，作为官方组织的公共权威的体现，工会的官方
背景为其提供了在体制内活动的空间，获得国家和企业双方的支持。
凭借合法的地位，工会能够在劳动法规的制定、劳动争议的解决中担当
积极而重要的角色（佟新， ２００５ ）。其三，作为体制内结构的决策参考角
色的体现。工会能够通过传统渠道，运用传统方法履行其代表工人法
定权利和利益的新角色，如通过游说国家的方法和渠道不但使自身的
行动获得合法性的依据，还推动了相关的劳动保护法律法规的产生，并
监督法律的实施过程。实际上，政府也乐见工会参与政策的制定和实
施过程。
另一方面，组织化工人力量的形成还受到比较严格的控制，国有企
业工人的工业公民权的实现还任重道远。职代会的作用仅限于改制的
过程，而在改制后的大部分国有企业中，职代会已经被“新三会” １６ 的组
织所取代。工会的前景同样也不容乐观。首先，由于独立的工会主义
一直被认为是对国家稳定的威胁，所以国家从法律法规上限制了其他
独立工人阶级组织出现的可能。并赋予工会作为唯一的工人权益代表
组织的特权地位。同时，工会自身也会运用自己的权力来维护自身的
特权地位。郝 秋 迪 等人（ 犎狅狑犲犾犾 ， １９９８ ， ２００８ ， ２００３ ； 犆犺犪狀 ， １９９３ ； 犆犺犲狀 ，
２００３犪 ， ２００３犫 ）指出，全总仍然坚决反对工人动员或为工人阶级提供组
织化集体权力的自治基础，工会在中国仍然排他性地对工人的集体行
动做出反应。由于现行的法律没有规定工人具有罢工的权利，这使得
工会本来也没有对工人自发性集体行动支持的法律基础。
其次，由于碎片化威权主义的资本型阶级结构的影响，上层工会和

１６． 一般劳动关系研究中所称的“老三会”指的是党委会、工会和职代会，“新三会”指的是股
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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