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39 - 《社会》2013年第3期

社会· ２０１３ · ３

同经济发展相结合，是中国区别于其他威权主义国家的显著特色，
同时，经济发展本身也成为威权体制进一步延续的合法性基础（ 犌犪狅 ，
，
２００９ ）。但“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 犣犺犲狀 犵２００４ ： ６１ ）在现行体制
内构建的统合主义机制（ 犘犲犪狉狊狅狀 ， １９９７ ； 犇犻犮犽狊狅狀 ， ２００３ ； 犜狊犪犻 ， ２００７ ）也
导致了在地方政府层面掠夺型行为的泛滥，造成了威权主义的碎片化。
由此形成的资本轴心结构最大的问题是资本对劳动的严重剥夺，当维
持经济的高速增长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并且在这一目标的达成与否
被视为政府合法性基础能否得以维持的背景下，民众权益愈益受到侵
害的情况却被严重忽视了，国企工人就是其中比较典型的群体。在国
企改制的过程中，工人面临着不断加深的雇佣关系对劳动的剥夺；同时
也面临着不断从工业关系中的脱出，并损失相应的工业公民权利。
正是由于这种资本轴心的阶级结构自身的不完备以及其自足性的
缺失，构建法制辅助结构和组织辅助结构的必要性才得以如此凸显。
前者在于保障工人的一般公民权，后者在于争取工人工业公民权的实
现。不过，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当前国家与资本形成联盟的关系
下，法制建设对工人权利的保护和组织建设对工人利益的争取都受到
了诸多的限制。一方面，改制后的国企进入资本市场，生产方式运作全
面资本化，使得国企工人不得不面对工厂中“失序专制主义”强制、严格
的管理方式，其权利不断被侵蚀，生产条件逐渐严化。同时，相关的防
止工人被过度剥夺的法律法规，受制于“地方国家统合主义”的影响并
没有得到有效实施。另一方面，虽然国企全面从社会责任中退出，波及
工人既有的各种权益，但是目前体制内的组织还很难组织工人形成集体
的力量，同企业专制的管理者抗衡。作为体现企业内部工业民主的职代
会，虽然曾经在企业改制过程中有过令人期待的表现，但也只是昙花一
现；而工会同样也受制于体制化的因素，缺乏组织、领导工人的意愿和合
法依据，由此导致工人在遇到追求工业公民权的问题时往往采取替代性
的方式（包括游行示威、堵塞交通等方式），而不是通过工会来实现。
从总体上看，如果经济发展的目标持续地优先于工人群体生活状
况的提高和工作条件改善的要求的话，那么，法律必然常常会成为被规
避的对象；而职代会、工会权力也会继续成为企业管理者的附庸，即便
是法律制度继续得以完善，在实施过程中也会受此优先性影响，使工人
对权利的诉求止于法院大门之外（ 犆犺犪狀 ， ２００９ ），并把他们推上劳工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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