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32 - 《社会》2013年第3期

国企改制过程中的国家与工人阶级：结构变迁及其文献述评

不是工人自己努力争取的结果，而是资产阶级为了要求废除封建义务
和贸易限制而同封建主义斗争取得的胜利。这种自由的获得满足的是
资产阶级生产的需要，很大程度上强化了雇主对于工人的权力。而工
人组建工会、参与工业谈判和罢工的权利显然同资产阶级的意愿是不
相符合的，资本家绝不会乐意赋予工人这些权利。郑广怀（ ２０１０ ）和陈
峰（ ２０１１ ）等将上述提到的工人的两种不同的权益称之为法定权益和合
理诉求，实际也就是一般公民权和工业公民权（ 犻狀犱狌狊狋狉犻犪犾犮犻狋犻狕犲狀狊犺犻 狆 ，
马歇尔也称之为 犲犮狅狀狅犿犻犮犮犻狏犻犾狉犻 犵 犺狋狊 ，即经济公民权利）。通常，法定
权益是国家确定的最低的劳工标准，必须通过政府执行并由司法手段
得到强制性保护；合法诉求则通过工人（通常是工会）与企业的集体谈
判等方式来实现，它属于工业关系的研究范围。
工人的工业公民权是工业关系的规定性，它注重的是工人集体劳
动关系的过程与结果。工业公民权的实现需要工人能够形成集体的组
织形态，通过组织的方式建立与雇主和企业间的劳动关系。在规模化
的生产模式下，工人的意志通过集体组织得以集聚并表达出来，使得处
于弱势地位的工人得以通过集体协商等方式来取得与雇主的平衡关
系。不过，这些组织化的工业公民权的获得和维持通常都要经过艰苦
的斗争。当工会扩展其活动以规范谈判的程序或通过罢工来保卫其权
利的时候，情况也是一样。组织辅助结构的建立也同样任重而道远，这
里不但有上文提到的单位、资本、法制对工人形成的分裂和分化，以及对
一般公民权（以及相关的劳动契约）的强调所形成的劳动关系的个体化，
同时还有劳动关系处理过程中的国家化倾向。例如，国家在处理劳动冲
突的过程中有意回避“集体谈判”的问题，并试图以国家的代表或相关机
构的协调来替代社会群体间的博弈（郑广怀， ２０１１ ）；在实际的问题处理中
通常也只是采取“就事论事”的方法，降低处理的成本、防止事态的扩散。
对国企的工人来说，工业公民权的问题实际上是在企业改制之后
才凸显出来的。一方面，因为在“庇护”、“依附”关系的国家—单位—工
人阶级结构中，只要身在单位之中，工人就拥有了全部，而离开单位则意
味着其将失去一切。国家、国企管理者和工人被统一整合到了公有制计
划体制中，相互之间并不存在实质上的对立和根本性的冲突，所以，在这
种背景下，工业公民权的争取既没有必要，也几乎不可行。另一方面，职
代会和工会被赋予的促进企业生产、协助企业管理的功能本身注定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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