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31 - 《社会》2013年第3期

社会· ２０１３ · ３

识（刘春荣， ２００９ ； 犌犪犾犾犪 犵 犺犲狉 ， ２００５犪 ； 犔犲犲 ， ２００２犫 ； 犛狅犾犻狀 犵 犲狉 ， １９９８ ）。而这种抗
争形式与国家在劳工领域的法制建设的努力密切联系在一起，劳动问题
成为国家的法律问题，工人阶级成为“体制内”（许叶萍、石秀印， ２００６ ）的
社会成分。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唯一需要尽快实践的是引导工人适应一
般公民权，同国家和企业结成劳动契约，并逐渐将他们对过去社会权利
的忠诚转换为对新的补偿性法律和制度的依赖。
实际上，这也导致了一种新型的劳工抗争形式的出现，即法律问题
本身成为工人抗争的一种诉求对象。一种是针对不完善的、滞后的法
律的抗争，因为它们造成了工人的被剥夺感———未被保护的感觉；另一
种是针对企业经营过程中违法现象的抗争，工人的行动是为了维护自
身拥有的法律规定的权利（李静君， ２００６ ）。但是，作为国家—资本—工
人阶级结构相平衡的辅助结构之一，与一般公民权相关的法律体系，它
既有其自身的不完备性，又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即它终归是一种消极性
的权利），这使得它无法单独起到平衡资本的作用，也就是说，一般公民
权必须同工业公民权结合起来才能发挥作用。法制建设是否能进一步
得到完善和发展，应当与是否能构建起工人的集体权利，包括集会、结
社、罢工等相应的法律保障体系联系起来考虑，若将一般公民权和工业
公民权割裂开来，则法律本身对工人个体的保护作用将会受到了极大
的削弱。陈峰（ 犆犺犲狀 ， ２００７ ）认为，集体权利的缺失是导致个体权利容
易受到侵害、个体权利空洞化、相关法规不能强制履行甚至经常被忽视
的主要因素。使工人能够进行集体行动的劳动立法对保障工人的个体
权利至关重要，而这些正是组织辅助结构的主要内容。

四、国家—组织—工人阶级：工业公民权与国家的统合机制

（一）组织辅助结构的缘由：资本剥夺劳动的反向运动
正如前文所述，构建一般公民权的法制辅助结构的特征之一就是
将工人分化为原子化的个人。因为法律首先指认个人权利，集体权利
则处于 第 二 位 或 从 属 地 位 （帕 特 森， ２００７ ： １５２ ）。 马 歇 尔 （ 犕犪狉狊犺犪犾犾 ，
２００９ ）的公民理论也认为，除了政治权利的罢工、结社、游行集会等是集
体性的公民权（通过集体来行使）之外，公民权是极端个人化的。吉登
斯（ 犌犻犱犱犲狀狊 ， ２００８ ）则指出，这种个人化的公民权的本质，即工人自由流
动、自由出卖劳动力、自由选择企业以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权利，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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