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18 - 《社会》2013年第3期

国企改制过程中的国家与工人阶级：结构变迁及其文献述评

不断推进，单位体制逐渐瓦解，但国企工人单位体制的内在规定性不会很
快消失。因为长久以来国企工人具有同样的生活方式和相似的生活机会
（ 犔犲犲 ， １９９９ ），自我封闭的单位导致了“社会生活的分割”，这种分割限制了
工人接触社会生活的范围。国有企业长期扮演的家长角色也使工人觉得
他们的利益是与企业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强烈地感受到工厂不单单是管
理自身的单位，同时也是工人自己的。这些体制形成的内向习性继续影响
着工人的政治行为。正如苏黛瑞（ 犛狅犾犻狀 犵 犲狉 ， ２０００ ）和丁志 强等 人（ 犇犻狀 犵 ，
犌狅狅犱犪犾犾犪狀犱犠犪狉狀犲狉 ， ２０００ ）指出的，以单位为基础的社会服务的残余仍然是
牢固联系工人阶级和国家之纽带的一部分。
然而国企工人并不是一个整体，计划经济时期的身份差异在市场
化改革中被延续下来，工人内部因身份不同而明显地分为四个利益群
体（国企退休职工、全民所有制固定工、国企合同工以及国企内部的集
体企业职工），并在同样的体制环境下，选择了不同的行动策略（吴清
军， ２０１０ ）。不过，他们的行动很少超出企业的范围，其要求也都是针对
企业本身，很少涉及总体性的社会诉求。当国有企业试图摆脱社会责
任，展开以减少成本、提高效率为取向的市场化改革时，工人的权利和
利益成了被牺牲的对象。在没有足够组织和法制因素保障工人能够同
企业有效博弈的情况下，改制的不断深入也使得不满逐渐升级（汪晖，
２００６ ；刘春荣， ２００９ ），他们或采取上访、告状的策略，或以“护厂”等方式
来进行抵制，但其内容仍然是针对单位本身的，最典型的就是“护厂”运
动，其范围和目标也仅仅局限于厂区，工人们占领工厂，试图阻止重组
计划的实际操作（ 犆犺犲狀 ， ２００３犫 ）。即便是工人不得不通过单位之外的
手段来维护自身的权益，譬如走上街头或者到政府部门示威，这一过程
的实质往往也是单位化的。参与者通常以单位进行组织，提出的要求
仍然是针对工作单位的，并不直接对国家政策提出挑战（ 犆犺犲狀 ， ２０００ ）。
虽然改制造成的劳动冲突深受工人单位身份的持久影响，较少超出
单位的范围，且最终也未能形成工人阶级总体意识。但是工人对单位身
份的认同可以说还是抗议的根源所在，它们被改制过程中的腐败、不透
明等问题激发起来，形成不断的劳动冲突。陈峰（ 犆犺犲狀 ， ２００３犫 ）将其描述
为国企工人抗争的“道义经济学”倾向，认为工人在抗议中诉诸的权利观
念，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根植于旧的计划经济体制的那种权利观念。他们
尚未能够依据已经变化了的所有制关系，重新解释和定义自己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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