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17 - 《社会》2013年第3期

社会· ２０１３ · ３

部署、统一实施（乔健， ２００７ ）。但是互惠的“社会契约”关系保证了工人各个
方面的权利和利益，无论是经济性的，还是社会性的、政治性的都能够通过
相应的机制，实现普遍的、不充分的供给。刘建洲（ ２００９ ）认为，从 １９８６ 年合
同制开始实行到 １９９５ 年全员合同制的实现，是国家停止原有社会契约的
一个分水岭。这实质上是用一种个人与企业的市场化契约，替代了原来的
社会契约，也就是说，建立在身份基础上的“社会契约”被建立在劳动力市
场基础之上的“市场契约”逐步取代，并构成了中国传统产业工人阶级“再
形成”与“消解”的重要背景。而李静君（ 犔犲犲 ， ２００７ ）则将其概括为从“社会契
约”到“法律契约”（ 犾犲 犵 犪犾犮狅狀狋狉犪犮狋 ）的转变。尽管提法不同，但“社会契约”的
解体是被确认的事实，而国家与工人阶级关系在准全能主义结构转变之
后，也开始向以资本关系为主、以组织和法制关系为辅的方向发展。
（二）准全能主义结构的影响：“非同质内聚”及其延续

“庇护”、“依附”的单位体制在横向上表现为国家治理体系的分割
与工人阶级的分裂，它不仅构成了过去全能主义结构的主要特征之一，
同时也被延续到了国企改制过程之中，并影响了工人抗争的范围、形式
和内容。作为一种“蜂窝状”（ 犠犺犻狋犲 ， １９９６ ； 犔犲犲 ， ２００７ ）、“组织马铃薯”
（刘建军， ２０１０犪 ）结构的城市组织形式，单位首先将国家权力分隔在不
同的“条”、“块”之中，由于单位自身的独立性，它们有可能从不同程度
上消解国家权力的影响，或形成权力控制的单位差异。这种单位体制
也同时将工人分隔在不同的区域、领域之中。在城市中，这些差异实际
都被转化为不同的单位身份的差异。而且这些差异是刚性的、永久的、
垄断性的，一旦单位中的成员失去这种身份，被排除在单位体制之外，
他几乎无法生存。诚如张静（ ２００１ ： ４ ）所指出的，“从一般的社会评价来
看，不是身份决定一个人的工作单位，而是工作单位决定他的身份”。
这是一种“非同质内聚”的社会组织方式。
在过去，正 是 由 于 工 人 的 利 益 被 分 割 在 各 个 不 同 的、“封 闭 的”
（ 犖犪狌 犵 犺狋狅狀 ， １９９７ ）单位范围内进行处理，从而分散了工人抗议行动的内容、
形式和规模，客观上降低了面向国家层面或社会公共领域的政治压力（张
静， ２００１ ： ７ ）。陈峰（ 犆犺犲狀 ， ２０００ ）指出，单位的分割形式在改制过程中依然深
刻影响着工人的政治行为。在国企改制中，几乎所有的工人抗议活动，都
是以单位为基础进行的，所提的要求也仅与本单位有关。这未必是国家有
意安排的结果，而更可以说是源于国企工人的内在因素。即虽然市场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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