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13 - 《社会》2013年第3期

社会· ２０１３ · ３

的一部分，而如今他们不得不随着体制的转变而开始自身的转型。由
类似“通钢事件”的一系列现象中人们可以看到，参与类似集体行动的
工人数量有时能以成千甚至上万计，而且其过程往往还会持续相当长
的时间。有学者注意到，这种数量规模及持续性特点不仅源于国有企
业自身的规模，同时也从客观上体现出了传统国企的那种融工作、生活
于一体的单位体制之综合性的社区特征。 ２ 由于这种工人社区的存在，
抗议和斗争获得了承载的物质基础，并且能够形成积聚能量的效应。 ３
笔者认为，有一定规模的产业工人群体性的诉求现象之所以发生，
是与国企改制过程中国家与工人阶级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并对产业工
人的生产、生活造成巨大影响有着内在关联的。一方面，国企改制并不
是一个纯粹的市场问题、经济问题，而是一种整体性的结构变迁过程。
如果类似“通钢事件”的情况发生在一个完全在市场背景下成长起来的
企业中，其股本结构的变化对于大多数员工来说或许不会产生什么实
际的影响。因而，类似于决策是否一定需要事先征求工人意见的问题，
几乎不会有人对此展开持续的追问；员工对企业并购后的前景是乐观
还是忧愁，同样也不是人们重点关注的核心问题。考虑到在市场化背景
下成长起来的企业与传统国企之间存在如此大的差异，考虑到国企改制
本身体现着国家与工人阶级关系急剧变动的实际状况，本文试图将研究
视角聚焦于这一问题。另一方面，笔者认为，有必要在还原国企改制结
构性变迁的视野下来探讨这一问题，因为，这不仅是理论的要求，也是现
实的需要。埃文斯（ 犈狏犪狀狊 ， １９９５ ： ４５－４７ ）、考克瑟等人（ ２００９ ： ５８９ ）都注意
到，让工人直接面对国家是危险的。如果破坏了国家和工人阶级之间的

２． 实际上，由于国有企业的单位特征，参加群体抗议行动的不仅有工人自身，还有大量居住在
工厂家属区的职工家属。而有些具有火花作用的冲突经常直接发生在工厂家属区，如 ２００８ 年
冬季，通钢工人家属区长达 ２０ 多天未供暖，引发了群众的强烈不满。同时，对大型国有企业而
言，还存在中心 － 外围的经济结构。通钢由于是吉林省主要的国有企业之一，是通化地区的经
济支柱。多少年来，围绕通钢厂区周围形成了“围钢经济”，包括机械加工、耐火材料、矿石原材
料、金属深加工，也包括长途运输、钢材贸易、废铁倒卖，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一旦通钢进行改
制，涉及的是整个行业生态、产业链条的改变，会影响到所有“围钢经济”的参与者。
３． 这同农民工抗议行动的条件具有本质的不同，他们由于生产和家庭生活空间分离，无法形成
类似的工人社区来承载、积累斗争的力量。即便是生活和工作一体的“宿舍劳动体制”，也同样
面临上述的问题，因为农民工自身频繁的流动性使得他们不可能以此为基础开展长久的、大规
模的、组织化的抗争（潘毅、卢晖临、张慧鹏， ２０１０ ；任焰、潘毅， ２００６犪 ；任焰、潘毅， ２００６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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