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99 - 《社会》2013年第2期

社会· ２０１３ · ２

后的讨论主要集中于两方面：不同阶层对基督教内部不同教派的选择
（ 犛狋犪狉犽犪狀犱犅犪犻狀犫狉犻犱 犵 犲 ， １９８５ ； 犚狅狅犳犪狀犱犕犮犓犻狀狀犲 狔１９８７ ）和同一信仰内
，
不同阶层的宗教行为差异（ 犉狌犽狌 狔 犪犿犪 ， １９６１ ； 犆狅犺犲狀 ， １９８３ ）。学界对阶
层地位与宗 教 组 织 信任 的关 系分 析较少。在有 限的 研 究 中，纽 顿 等
（ 犖犲狑狋狅狀犪狀犱犖狅狉狉犻狊 ， ２０００ ）的分析表明，中产阶层对包括宗教组织在内
的机构信任最高。也有学者从收入分层的角度进行了分析，但数据都
不显著（ 犎狅犳犳犿犪狀 ， １９９８ ； 犆犺犪犾犲狊 ， ２０１０ ； 犓犻犿 ， 犲狋犪犾． ， ２０１０ ）。
随着中国社会的快速转型，何蓉等（ ２０１０ ）的研究发现，当代中国人
的宗教信仰的确出现了分层现象。但她们的研究是在宗教组织不在场
的前提下，仅是就诸如因果报应等信仰内容的讨论。若延续受教育程度
与宗教组织信任假设的逻辑，由于中国当前中间阶层的构成主体是科教
文卫等人员，拥有的文化资本最高（陆学艺， ２００２ ）。因此作以下假设：
假设 ７ ：与其他阶层相比，中间阶层对宗教组织的信任最低。
从政治面貌看，由于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行
动指南，党的全部理论、思想和行动都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基
础之上的……由此，也就决定了党员不能赞同唯心主义、不能信仰宗教
成为中国共产党一项基本的思想和组织原则。”（朱维群， ２０１１ ）共青团
作为共产党领导下的青年社会组织，其章程也有类似的要求。基于此，
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８ ：中国共产党党员和共青团团员较非党团员对宗教组织的
信任程度要更低。
４． 宗教组织信任与社会资本的关系
这主要是基于对机构信任研究中“文化论”的回应。 ７ “文化论”的逻
辑实质是一种“文化和社会结构论”（房莉杰， ２００９ ： １３４ ）或“社会资本论”
（胡荣等， ２００１ ： ９７－９９ ）。如福山（ １９９８ ）和帕特南（ ２００１ ）指出，文化传统
中“亲社会”倾向会直接影响着人们的人际信任，并进而影响到社会信任
乃至系统信任。部分实证研究也表明，人际信任度高和社会参与活跃的
人对政 治 方 面 的 信 任 度 也 高 （阿 尔 蒙 德、维 巴， ２００１ ； 犚狅狋犺狊狋犲犻狀 ， ２００３ ；
，
犛犮犺 狔 狀狊犪狀犱犓狅狅 狆２０１０ ）。而按照帕特南对社会资本的界定，社会信任与
组织参与是其测量的两个关键指标（胡荣等， ２０１１ ）。因此提出下面假设：

７． 由于问卷中未涉及宗教组织绩效方面的测量，故“绩效论”就不在本文的讨论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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