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03 - 《社会》2013年第2期

社会· ２０１３ · ２

也必然会降低统计检验的效能。而在本数据中，选择“说不清”的比例
高达 ２９．２％ ，这种方案显然不行。二是仍视为缺损值，并采用某种方
法进行替换。同样，由于缺损值过多，而且缺损的原因难以确定，基本
忽略这些，替换后生成的“完全数据集”也非彼“完全数据集”，故此法也
需谨慎使用。三是基于中国社会中的中庸原则，将“说不清”视为是一
种中间态度（ 犆犺犲狀 ， 犔犲犲 ， 犪狀犱犛狋犲狏犲狀狊狅狀 ， １９９５ ；洪大用、卢 春天， ２０１１ ：
１６１ ），这就形成了“非常信任”、“比较信任”、“说不清”、“不太信任”和
“非常不信任”五个定序变量，并视作定距变量处理。但笔者认为，这种
方法也要视情况而定，因为“信任”和“不信任”意味着先知道，然后判
断。而在中国，对于宗教组织信任，选择“说不清”除了包含中间态度
外，还存在着多种情况。如从调查反馈看，的确有些受访者不知道宗教
组织指什么，而这在政府之类的机构信任中几乎不存在。还有一种情
况就是受访者有自己的意愿，但不愿表态。基于以上考虑，本文视之为
是与信任或不信任平行的一种剩余态度项。
其次，即便是将“说不清”视为中间态度，形成一个态度序列，本文
认为也不宜采用线性回归模型。其原因在于：第一，在对宗教组织信任
的态度分布上，本数据呈非正态状态，不符合线性回归的基本要求；第
二，根据谢宇（ 犡犻犲 ， １９８９ ）的讨论，只有当定序变量中有五个以上的选项
或级别，将其视为连续变量才不会产生太大的统计估计问题。

三、数据分析

（一）描述统计
为更全面了解民众的宗教组织信任概况，作为机构信任之一，有必
要将对宗教组织信任与其他机构信任进行横向比较。
表 １ 显示，总体来看，受访者对行政、司法及人大和政协等公共机
构的信任程度明显要高于对社会机构的信任，而在社会机构中，民众对
宗教组织的信任程度又要远远低于世俗性的机构。具体来看，在宗教
组织信任方面，受访者选择“非常不信任”的比例高达 １２％ ，“不太信
任”的选择位居第一，为 ２４．５％ ，两者合计达 ３６．５％ ，与此方面居于第
二的报纸媒体信任相比要多出 １２．５％ ；对宗教组织“非常信任”的比例
为 ５．６％ ，“比较信任”为 ２８．８％ ，两者合计为 ３４．４％ ，要远远低于其它
组织信任。这一数据完全支持假设 １ ，即在所有机构信任中，民众对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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