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76 - 《社会》2013年第2期

文化、历史中的“民族精神”

单位，如云南傈僳人中的“弓”为一特质；合两个及两个以上的文化特质
成为一个文化丛，如“弓”与“箭”两种特质合为一个特质丛；合数个特质
丛为一活动，如弓丛、盔甲丛、矛丛、训练武艺丛等合整起来，可称之为打
猎活动；而种种活动合整起来，可以称之为生活的物质方面或社会的物
质生活。施密特（ １９８７ ： ２８５－２８６ ）认为，文化元素和文化丛的分布通常不
相连接且范围很广，依照量的标准和形式的标准的加强程度，可以进一
步去探明这些文化历史上的关系。倘若我们在介乎两个文化间的中间
路线上能找到同样或相似的文化成分的民族，那么就可以设想这两个文
化从前有关联的可能，如果这些相似的文化成分在质与量方面愈增加，
愈能证明相似点不是独立发生的，而是因为两个主要区域之间有一种历
史的关系。这种历史关系是说两个区域曾经发生过接触，接触越多，就
越可能出现文化混合；混合的部分在时间上通常发生较晚。
其次，要确定文化圈的空间范围。假设在一个大的地理区域，譬如
一个洲，通过上述方法已知某种文化区及其混合与接触的形式，便可察
知混合接触的区域和原来的文化区；在这些区域中，如果各文化成分之
间的关系密切、整合度较高，在这几个区域相似点明显，那么这种混合
是比较晚近的，这从语言上看比较明显。以此寻找多个文化特征相似
点之后，可以证明这些文化分区在过去是属于一个文化圈的。若从形
式上看，物质的、经济的、社会的、伦理的以及宗教的生活，这些文化成
分在文化圈中总是联合在一起的（施密特， １９８７ ： ２８７ ）。
第三，确定文化层的时间关系。这是考察文化圈的接触和混合之
历史。这个时间长度大概是文化史能够抵达的最大限度，涉及人类的
起源及其世界性的迁徙分布问题。
陶云逵（ １９８７ ： ４２３ ）对历史的考察还远远达不到这个长度。他在考
察云南民族历史地理时，表明自己只是对自 ２０ 世纪初到开展调查的
１９３５ 年的 ３５ 年有把握，对超出这个长度的历史他无法做臆测。由于
文献传抄的 缘 故，这 ３５ 年 实 际 可 以 延 伸 至 １７ 世 纪 末，因 为 陶 云 逵
（ １９８７ ： ４２４ ）注意到，他所使用的 １９０１ 年（光绪）版《续云南通志稿》，其
内容最初大部分来自 １７３６ 年（乾隆元年）和 １６９１ 年（康熙三十年）出版
的《云南通志》，大致约有二百余年。总之，他的文化史研究基本上属于
施密特所设想的第一步和第二步之间，即文化区域的接触与混合。
陶云逵（ １９８７ ： ４１９ ）论述道：“云南土族分布的最引人注意的一点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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