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75 - 《社会》2013年第2期

社会· ２０１３ · ２

吴文藻（ １９９０ ： ３５－３６ ）所说的“政治的国家、文化的民族”大相径庭。后
者客观上助长了国家的权力对文化的制约，其后果很可能导致极权国
家统治下的文化平庸和人的精神枯萎，助长贪欲和掠夺。

三、文化史：时间与空间关系中的文化

从 １９３４ 年至 １９３６ 年，陶云逵三年间调查了民家、摆夷、傈僳、麽
些、曲子、怒子、窝尼和阿卡等少数民族聚居地 ４ ，调查区域跨越滇西北
云岭雪山、碧罗雪山、高黎贡山，向南沿澜沧江而下，穿过澜沧江和怒江
流域中间地带，最东南至红河流域的元江县（陶云逵， １９８７ ： ４１９－４４７ ）。
而在此之后，他还于 １９４２ 年在云南新平杨武坝调查了大寨黑夷（南开
大学校史研究室， ２００４ ： ３４６ ）。
发表于 １９３８ 年的“几个云南土族的现代地理分布及其人口估计”，
是陶云逵回国后第一篇有关国内田野研究的论文。这篇论文为他此后
在云南展开的所有民族志研究奠定了基本框架：在一个地理区域内，在
近代形成的文化格局和族群关系格局下，如何滋养了不同社会。陶云
逵在 １９４０ 年代集中探讨的宗教、神话问题———同时也是他最精彩的研
究，都得益于此文铺开的空间。
这篇文章也显示出陶云逵在民族志研究方面的一个显著特点：即
文化史的研究路径。“文化史”顾名思义就是考察文化的历史变化。由
于文化通常为若干族团所共享，其历史变化常会涵盖民族史，因此民族
史也会呈现为文化传播和接触的。
最早提出文化史学理论的施密特，基本上是从格雷布纳的《民族学
研究法》出发，着重发挥其“文化圈”和“文化层”的说法。施密特（ １９８７ ：
２８３－２９２ ）认为，文化史学组合材料大致上有四个步骤：（ １ ）对各种文化
的“时间”和“空间”关系的建立；（ ２ ）文化圈的空间关系的建立；（ ３ ）各文
化层的时间关系的建立；（ ４ ）在前三步的基础上，对于文化成分的来源
与发展进行解释。
具体而言，首先是假定文化元素与文化丛之间有历史关系。陶云
逵（ １９４３犪 ： ２７ ）解释道，所谓“文化元素”或“文化特质”是指文化行为的

４． 文中所提少数民族名称为建国后国家三次民族识别确定 ５６ 个民族名称之前旧有的称呼，
如其中的民家为今白族的异称，窝尼为今哈民族的旧称，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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