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72 - 《社会》2013年第2期

文化、历史中的“民族精神”

观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他认为功能不等于“用处”或“效用”，后者指的是工具性的作
用或有效性，而功能则是附着在文化行为或产品的意义之上的。例如
斧子是用来砍树的，则它的效能是为满足此社会中获取燃料或制作家
具的需要。当功能附着在一系列文化行为上时，就涉及文化的翻译的
问题。譬如，关于巫师进行驱鬼治病仪式，在巫师看来，他行为的意义
是驱鬼，其行为的目的是为了使病人恢复健康，这样我们只有将这套仪
式翻译成“使病人恢复健康”，才能理解这套行为的意义。至于执行这
套行为是否能够达到恢复健康的效用，这就涉及观察者客位的价值判
断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判断某种行为或产品的有效性，通常基于“用
处”的客位观点，而不是从“功能”出发的。一个文化事项之所以有功
能，是因为它有意义，要了解行为的功能，就要先理解行为的意义。这
与马林诺夫斯基的见解正好相反，在他（马林诺夫斯基， １９８７ ： １５－１６ ）
那里，文化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它有功能，在于它对人们生活所起的
作用。
基于上述认识，陶云逵（ １９４３犫 ： １８－２０ ）主张，在田野调查中，我们
应就所观察的各种行为逐一询问当地人，其行为的意义是什么———相
当于询问当地人“做什么”；然后将他们所表达的主观上对于某行为的
用处和功能的说法也收集起来———相当于询问当地人“为什么”；如此
深入反复地大量积累，则可以得到一套当地社会的文化意义体系。陶
云逵认为，通常，在当地人不能给出第二个问题答案的情况下，也就是
当地人说不出其文化功能的时候，就需要调查者进行诠释。这需要研
究者在对整个社会的生活样法进行整体把握的基础上，才能将意义和
其行为对应起来。他批评当时功能学派在做调查时容易忽略当地人对
自己行为意义的表达，而用一种以本报告人为中心的观点构建一幅所
谓客观的意义体系，实则是对当地文化的误解。
再者，陶云逵（ １９４３犫 ： １７－２０ ）认为，功能产生于需要，而需要也是
要接受文化的价值调控。这是针对马氏的另一个关键概念“需要”来说
的。马林诺夫斯基（ １９８７ ： ９６ ）区分了三种需要：基本（生物）、派生（社
会）、整合（精神），其中生物的需要是最基本的动力。陶云逵认为，在人
类社会中，即使是普遍的生物需要，也会被不同文化赋予不同的价值
观，在这些价值观的调控下，不同社会的需求就不能从其生物需要的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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