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9 - 《社会》201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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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情和赞颂，但他关于种子和植物的比喻，却是来源于北欧神话中的通
天树， ３ 这使得他的知识建构本质上是基于至上神观念而不仅是基督教
新教的一神论，后者被认为是基督教文明的基础（特勒尔奇， １９６０ ）。
陶云逵的文化心核论与赫尔德的“种子”说有诸多相同之处。在陶
云逵看来，这个心核的神圣性来源于种子，也即民族精神的依据。他在
民族志研究中通过结合区域、社会、文化等不同要素，来考察这一心核
的呈现和变化，而这种变化与外部变迁之间往往不是因果关系所能解
释的。因此，在这一过程中，历史这一维度便显得尤为必要，因为除非
通过种子生长的过程去“还原”人性对神圣性的向往，否则我们相互之
间便不可能真正理解。
关于文化的历史变迁，陶云逵将其描述为从心核外层到心核内层
的流动。要理解文化的变迁，就要同时关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构成文
化心核的那些普遍的和专门的知识，如语言、服装、居住房屋的形式与
分配等，它们是具体历史的精神呈现；另一方面是围绕这一心核的那些
并用的知识，如对超自然环境的信仰，其呈现为诸如佛教、道教、天主教
等多种宗教形式，它们为文化变迁提供适应性和发展可能性，也是新旧
竞争、交替以及促生融合的地带（陶云逵， １９４３犫 ： １７ ）。一般性的知识和
专门的知识与具体社会紧密扣联；而并用的知识和个人发明则往往超
出某一社会的范围。
（三）文化的外部表达：文化、个体与社会
对陶云逵而言，文化、个体与社会三者的关系是民族志研究中需要
澄清的前提，因为这是“不可见”的文化传达为可见符号体系所能依赖
的两个重要因素，也是民族志研究要直接面对的对象。
陶云逵（ １９４３犪 ： ２５ ）认为，“文化虽是由社会产生，但是文化却无法从
‘社会’去表现。它必须藉‘个人’的行为去表现。个人集多人创造于一
身。个人可以离开他本来的社会而到另一个可以生存的地方（当然他也
得有个社会）去生活，于是文化也就可以离开个人生存而生存下去。”
首先，文化与社会是不相重合的两个范畴。文化可以由个人的流
３． 赫尔德（ ２０１０ ： １５ ）描写道：“我站在万能之父伟岸大树的荫庇之中，他的树冠伸展到一切天
际，他的树根深入全部世界和渊极。难道我是展翅翱翔于其上的雄鹰？或者是一只乌鸦，栖
于神的肩头，每个傍晚为他从凡间带来献物？”这个通天树来自北欧神话《埃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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