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4 - 《社会》2013年第2期

文化、历史中的“民族精神”

二、陶云逵的“文化”观及其论争

“二战”之后，由于对种族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批判，“文化”概念
亦遭到冷遇，直到 １９６０ 年代才在西方学界出现复苏的迹象。但在中
国，则是到 １９８０ 年代才重新有人论及陶云逵，初步整理德国文化理论
在中国社会科学的影响。
陈永龄和王晓义（ １９８１ ： ２７６ ）根据国别传统梳理了中国早期民族学
人类学中主要流派的渊源，明确提到其中存在过的“德奥传播论学派”
堪与进化论、英国功能主义和美国文化历史学派等相并立，并认为德奥
传播论学派在中国的传人就是陶云逵。他们（陈永龄、王晓义， １９８１ ：
２７６－２７８ ）指出，陶云逵的研究特点有三个方面：一是运用文化和历史
结合的观点来考察云南民族；二是民族志偏向古典人类学的风格，也即
热衷于一种“文化百衲衣”式的描写；三是有概括文化理论的抱负，并主
张将其运用到边疆建设和社会发展之中，也即对文化与国家的关系有所
关注。同时，文章也对陶云逵提出了批评，认为其文化理论运用的实际
结果，是推动民族同化的大民族主义，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设计”。
陈永龄、王晓义的批评可以被视为“二战”以来对德国文化观与历
史主义的通常质疑。这些质疑大体基于以下的判断：作为文化核心的
“ 狏狅犾犽狊 犵 犲犻狊狋 ”（通常译为“民族精神”）会导致民族主义，其根源在于“民
族精神”被视为一种恒定的存在，不可以被历史所消解，并且一旦与国
家结合，就会导致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极端条件下将产生无限扩张的
欲望和暴力。
“ 犞狅犾犽狊 犵 犲犻狊狋 ”被认为是由 １８ 世纪来自德国东普鲁士的思想家赫尔
德正式确立下来并率先使用的（ 犅犲狉犾犻狀 ， １９７６ ： １４５ ）。虽然在 １７ 世纪晚
期和 １８ 世纪早期就已经存在一种谈论民族精神、国家精神和其他实体
之精神的倾向，而且后来在伏尔泰那里，“精神”（ 犲狊 狆 狉犻狋 ，或 é狀犻犲 ）甚至
犵
还首次与历史思想的解释联系在一起，并由此创生了“历史哲学”一词，
但是，使“民族精神”脱离一种外在的、仅仅与统治者的历史相关联的方
式的人却是赫尔德（梅尼克， ２００９ ： ８５－９０ 、 ３４０ ）。其后，黑格尔哲学的
出现改变了民族精神与国家精神分开的局面，由于面对 １８ 世纪德国长
期分裂的状态所产生的对国家根源合法性的焦虑，引导着他对普鲁士
精神如何成就统一的德国这个问题的思考。在史学界这一影响从洪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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