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2 - 《社会》2013年第2期

文化、历史中的“民族精神”

一、陶云逵的学术人生

陶云逵出生于江苏武进一个士大夫家庭，自幼受到传统书画艺术
熏陶，后在南开大学接受现代教育， １９２７ 年前往德国柏林大学留学，师
从当时欧洲 著 名 体质 人类学 家费 舍尔 （ 犈狌 犵 犲狀犉犻狊犮犺犲狉 ）学 习 人 类 学。
但是，费舍尔的研究越来越服务于纳粹帝国的种族主义运动，为陶云逵
所不满。于是陶云逵在其关于华欧混血儿的博士论文研究中反对导师
的立场，认为文化与精神的关联要强于基因与精神的关联，甚至，他在
回国后更是放弃了体质人类学的主题，转向了社会与文化研究。
１９３４ 年，当陶云逵学成归国之时，正逢中国社会科学蓬勃生长的
阶段，德、法、美、英等西方国家不同学术脉络的研究成果或思想，通过
国内各大学和研究机构中许多有留学背景的研究者的介绍和发挥，开
始交汇成中国早期学术思想的潮流。陶云逵很快投身其中，成为将德
国民族学与中国田野研究相结合的第一位中国学者。陶云逵受李济引
荐，于 １９３４ 年至 １９３９ 年担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
语所）的研究员，在云南进行田野调查； １９４０ 年开始任云南大学社会学
系主任、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主任。正如其同事瞿同祖（ １９４４ ： ６ ）
所认为的，这一时期的陶云逵在两个方向上有了更明确的意识，一个是
宗教研究，另一个是对文化理论的讨论。 １９３４ 年至 １９４４ 年，其实是陶
云逵学术人生的高峰阶段，他的主要作品都产生在这一时期。随着边
疆人文研究室工作的展开，陶云逵在云南学界很快声名鹊起，被称为
“云南通”，不仅受到史语所的重视，也受到了燕京学派吴文藻与费孝通
等的关注。当时抗日战争处在艰苦胶着阶段，史语所的领军人物傅斯
年和顾颉刚因“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论辩，已经与燕京学派形同决裂（周
文玖、张锦鹏， ２００７ ： ２０－３０ ），在这样的背景下，陶云逵能同时得到双方
的肯定，的确耐人寻味。笔者认为，这或许与他独辟蹊径，选择了一条
既不同于燕京学派也不同于史学的学术道路有关。
在这场论辩中，傅斯年和顾颉刚认为，在抗日形势如此危难的情况
下，应以国家利益为先，尽量回避使用“民族”概念，对内不区分民族，对
外只说“中华民族”。费孝通（参见周文玖、张锦鹏， ２００７ ： ２４ ）则认为，不
应把国家与民族划等号，要谋求政治统一，不一定要消除各民族团体之
间的界限，而是要消除因这些界限引起的政治不平等，要从健全自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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