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3 - 《社会》2013年第2期

社会· ２０１３ · ２

社会组织开始做起。
陶云逵虽然此次未直接参与到论辩之中，但是他与费孝通之间却
在“文化”问题上早有争论。费孝通在回忆中曾说，他与陶云逵两人师
承不同，因而见解也不同，德国学派注重历史、形式、传播，解释相异之
处，英国学派注重现代、功能、结构，注重相同之处，“德国学者不肯相信
文化不过是满足凡夫俗子平常生活的工具；英国学者却不愿相信文化
是有它 内 在 发 展 的 铁 律，是 天 地 精 华 的 不 住 外 现”（费 孝 通， １９４４ ：
１４６ ）。 ２ 这个差异给费孝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他晚年的思考中，“文
化”及其方法论的探讨再度成为其中的核心问题，可以说，这其中也不
乏陶云逵的影响。
一方面，相对于燕京学派，陶云逵对文化的精神和历史寄予更多关
注，另一方面，相对于傅斯年和顾颉刚所表明的民族国家至上的激进态
度，他的见解又显得更为和缓。
陶云逵最有价值的探索其实是他在实地研究中开辟了研究精神世
界的道路，从而将“文化”落实为可以思考现实和历史问题的方法论。
大体来说其理论有如下特点：（ １ ）使“文化”概念进一步挣脱“国家”和
“社会”概念的限定，为文化在历史中的独立存在、不依附于任何权力理
论提供实证依据；（ ２ ）从解释学的角度指出“文化”与“社会”之间的关
联，为“社会”的历史存在保住了精神核心；（ ３ ）反对理性化的历史建构，
基于文化区域考察历史自身的结构特点。可惜的是，陶云逵在不惑之
年英年早逝，来不及对自己每一步的思考都进行系统整理和发表便撒
手人寰。
本文将通过对陶云逵主要著作的分析，力图完整地呈现其思想中
的上述三个特点。文章主要分三个部分展开，首先梳理他对文化理论
的建构，其次是基于区域的文化史研究，最后是在这个区域背景下的个
案研究———从中体现了“民族精神”如何能够作为一种经验研究方法的
尝试。

２． 引文原文如此。费孝通这句话的意思是指德英学术的分判在于两种文化论，前者认为文
化有其独立精神的历史发展轨迹，并不依附于社会；后者则认为文化是适应社会需要而产生
的工具，为社会所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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