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74 - 《社会》2013年第2期

文化、历史中的“民族精神”

前提，恰恰可能是控制汉人移民的进入。
陶云逵以车里摆夷（即今西双版纳傣族）为例，讨论政治、教育、宗
教和战争等各方面的变迁措施。他（陶云逵， １９４１ ： ７ ）认为，关键在于对
文化和社会制度的存和去有所选择，既要充分发现当地文化和制度中
已有的、发挥着与现代社会相同功能的部分，又要去除现实中难以续在
的部分，比如土司制度。例如，他注意到佛寺在当地承担了教育、宗教、
礼仪等功能，由此认为，新式教育可以将原有寺院作为施教地点，在原
有教育中增加一两门新教材，不宜即刻废止佛寺，另起新校；又如，他指
出，在经济上，可以由纺织技工到摆夷社会中原有手工纺织的家庭中传
授，渐渐使当地人接受这种技能和观念，然后才开设技术学校。总之，
陶云逵希望看到的是，以各种有效的努力促成当地摆夷族群内部的团
结，以及与汉人的团结，而这种当地族群的团结，对陶云逵而言，与其说
会形成一个实体民族，不如说可以造成“社会”这一形态的繁荣。一个
合整的社会，在他看来是文化的理想型和社会制度之间趋向吻合，并且
历史变迁本质上可以被视为教育过程，所以在他的设想中，对制度变化
的考虑极为细致，并延伸至文化观念的变迁中。
陶云逵（ １９４４犮 ： ４０－４４ ）的上述讨论与其对历史上国家如何处理这
一带边疆关系的理解有关。在“十六世纪车里宣慰使司与缅王室的礼
聘往还”一文中，陶云逵注意到车里摆夷在文化上受印缅影响很大。在
政治上，从明后期开始，车里土司需要中华帝国和缅甸双方的封建承
认，即“天朝为父，缅朝为母”。直到民国时期，车里尽管政治上被认为
是隶属中国，但是其上层的土司对缅甸仍有亲近感，下层的民众对境外
的掸邦也有认同。陶云逵认为，车里的双重封建格局在历史中养成了
一种双重心态，政治上偏向中原，而社会上偏向缅甸，两者与其说互相
排斥，不如说互相牵制且互相支持。由于这种双重心态，使得车里成为
中缅之间的缓冲地带。但是，随着近代以来边疆的收缩和固定化，民国
政府对边疆地区推行保甲制度等强力控制，这种双重心态便会要求对
政治的抵抗，其表现是在文化上对泰化的渴望，也是回归“母体”的渴
望。陶云逵对车里的双重心态予以承认，表明他没有将民族国家视为
至高的权力；中国边疆建设允许这种双重心态才是合理的，也是现实
的。由此也表明他所主张的是一种有限的国家观念，它对世俗权力的
运用要有自觉的限制，为宗教和文化让渡出自由发展的空间。这也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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