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9 - 《社会》201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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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２０１３ · ２
丰地区的圣人公妈原本也是鬼魂，信者们相信，它是“通过鬼魂附于灵
媒报出自己的来历，或者显出身形等现象，才被称为‘圣人公妈’，后来
蒙受恩惠的当地宗族开始于固定的时间集体祭祀，渐渐称为乡社的保
护神”（志贺市子， ２０１０ ： １８７ ）。需要指出的是，社会科学无法考证“显
灵”的真假与否，也无意宣扬此类神迹，但我们可以通过对民间关于“显
灵”问题的讨论，探索哪些社会因素助长或抑制了民间信仰现象的发生
和变化。志贺市子（ ２０１０ ）的研究发现，随着现代性的展开，近年来广东
地区关于圣人显灵的神迹越来越少，这可能与佛教和道教知识的普及、
灵媒活动的衰退和政府的殡葬改革政策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这些
观察为我们理解华人民间信仰的复兴与演化趋势提供了一定的启发，
也值得我们在后续的研究中跟进。
第三，关于朝廷敕封对民间信仰的影响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朝廷
的敕封对人格神的诞生也至关重要。我们不妨仍然以关公信仰为例来
说明这个问题。自宋代开始，官府开始敕封关羽，以宣扬其忠义精神。
宋哲宗封其为“显烈王”，元代加封为“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明神宗赐
其“协天卫国忠义帝”封号，清顺治皇帝更是加封其为“忠义神武灵佑仁
勇威显卫国保民精诚绥靖羽赞宣德关圣大帝”。而且，在清代，朝廷在
各地大修关帝庙，称为“武庙”，与崇祀孔子的“文庙”相提并论，清朝还
规定了每年五月十三日祭祀关帝视察制度。由此可见，关帝信仰同孔
子信仰一样，在历朝历代官方的敕封下，成为国家祭典的常规内容。关
公信仰的民间版本纵然有千差万别，但在关于何谓正统关公的问题上，
国家具有最大的话语权。对此，华生（ 犠犪狋狊狅狀 ， １９８５ ）认为国家的敕封
是地方神明“标准化”的关键所在。
除了上述三个因素外，笔者以为宗教团体的推动也是神灵跨界流
行的原因之一。关公信仰的例子说明它的盛行是各种社会力量合谋的
产物：在香港，尽管三合会和警察彼此对立，但都崇信关帝；在台湾，“恩
主公庙”遍布全岛，所谓“恩主”就是能拯救世人的神明，在众多恩主之
中，关公居首，其后有吕洞宾等神祗。实际上这些“恩主公庙”就是民间
崇拜关公的祭祀场所，在这种社会氛围的影响之下，一些教派也纳入关
公信仰，近年来台湾更是兴起了专门崇奉关公的新兴宗教团体“玄门真
宗”（卢云峰、李丁， ２０１１ ）。
总之，通过以上论述，笔者希望强调的是，如果以动态的视角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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