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8 - 《社会》2013年第2期

从类型学到动态研究：兼论信仰的流动

，
类的问题（ 犔犪狀 犵２００４ ）。与之相对，中国社会中丰富的多神信仰却能
为讨论神灵的起源提供丰富的素材，历史学家也已经在这方面做了出
色的研究，比如日本学者滨岛敦俊（ ２００８ ）认为，中国江南地区的人格神
诞生与三个因素有关：生前的义行、死后的“显灵”和官府的敕封。
首先，有必要讨论一下义行问题。义行所强调的“义”或许是汉语
中使用最广泛、最具理论伸展性却又被社会学界忽略的概念之一。礼
义廉耻被儒家称为“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儒家又把仁、义、礼、
智、信合称为“五常”，义乃为最高的道德标准之一。当子路问道：“君子
尚勇乎？”孔子的回答颇耐人寻味：“君子以义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
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义在孔子那里显然成为决定事物性质的首
要标准。孟子也从不讳言他对义的重视：“生，吾所欲也；义，吾所欲也；
两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或许是受圣人之言的影响，民间对
“义行”也异乎寻常地强调。在汉人民间信仰中，“义行”不仅关乎现世
的道德，更左右着死后的归宿。按照汉人的理解，人死后魂魄分离，但
灵魂仍然存在，通常被称为“鬼”，这意味着成为鬼是大多数人死后的宿
命，只有极少数人能成为神。滨岛敦俊（ ２００８ ）的研究表明，那些成“神”
的幸运儿在生前都具有“义行”。
关于“义行”，笔者认为最值得分析的个案或许就是关公信仰。民
间流传关公所做的“义行”主要有两件：千里走单骑和华容道捉放曹操。
这两件事是否属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对关公形象的建构具有非
凡的意义。尤其是传说中的私放曹操，它所体现的是私人情谊，这与儒
家文本中所讲的“义”旨趣迥异，与基督教所强调的“义行”更是相距甚
远，但它不妨碍关公成为汉人心目中最讲“义气”的神祗。关公形象也
颇为丰富，最常见的是儒家化色彩十分浓烈的武圣人“关夫子”造型：手
抚美髯，正襟危坐读《春秋》；商店食肆供奉的则是作为“财神”的关公；
从事非法买卖或曰“偏门生意”的帮派三合会则把关公当作保护神。在
这些看似差异的背后，是否有共同的“义”的逻辑？这有待进一步研究。
其次，有关死后“显灵”的问题。实际上，曾经在生前行义的人有很
多，但绝大多数人死后都未能由“鬼”变成“神”。滨岛敦俊（ ２００８ ）认为，
“ 鬼”与“神”的区别在于其是否显灵，或者说有无灵迹。前文提到的“有
应公”信仰便说明了这一点，灵验成为其由鬼变神的关键。时至今日，
“显灵”仍然是当代华人社会人格神诞生的因素之一。譬如，广东海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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