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9 - 《社会》2013年第2期

社会· ２０１３ · ２

出现了许多“雇工大户”和“个体大户”。不过，也正是在商品流通和人
口流动中，为形成彼此支援和保护，这一地区更容易发挥家族关系和宗
族制度的优势，形成不受地域限制的庞大的亲属关系网络和泛家族文
化体系（张苗荧， ２００８ ： ７７－８１ ）。在温州农村，人们广泛利用祠堂、家
谱、族规族训等传统习俗，发挥宗族调动、组织和协调社会资源的功能，
其社会团结的功效要远远超出浙北和苏南（周晓虹， １９９８ ）。因此，如果
说苏南地区长达近百年之久的乡村工业化，始终围绕着以农业划定的
区域来发展，并发挥着继续固化原有社会结构的功效，那么温州地区的
工业化路径，则是为了继续沿着商业网络向中国乃至世界各地扩展，宗
族关系扩散到哪里，商品货财便扩散到哪里。并且，由于这种亲属纽带
具有极强的团结性、闭合性和排他性特点，因而相对来说不易对治理体
制形成依附关系，也不易受到政策性运动的影响。
由于苏南地区的体制化程度较强，因而社会流动垂直向上的力度
较大。该地区世代事官学，求官禄，体制资源相对集中，行政上的统筹、
组织和协调权也相对集中，对基层生产活动的支持和保护也大多来自
治理体制的层面。对地方精英，尤其是那些改革政策造就的乡镇企业
家来说，获得社会认可和寻求资源的途径，不仅要依靠经济上的经营，
也必须依靠政治上的经营，他们多以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头衔来谋求
政治身份。在这个意义上，地方政府对于乡镇企业的深入介入和控制，
也具有理所当然的合法性，因而，我们不难理解当地广泛存在的“厂商
政府”现象，以及研究五所说的乡镇政府行政结构与乡镇企业管理结构
并置合一的情形；我们也不难理解，一些以家庭为本位发展起来的企
业，或研究四所说的私有企业，为何要利用“集体企业”的招牌（“戴红帽
子”）来寻求自我保护。简言之，这些情形之所以发生，并非是由难以厘
清的占有关系决定的，而是因为其中夹杂着大量体制治理和民情治理
相混生的因素。
相对而言，由于温州地区更为依赖家庭和宗族制度的网络联系，因
而其水平流动的特点非常明显。 ２２ 企业在生产、销售、流通和筹资等方
面的交易活动往往具有隐性的特征，经常在所谓非正式制度的“灰色”

２２． 有关温州家族文化与家庭经济、私营企业的关系，可参见：史晋川、金祥荣、赵伟、罗卫东
等编， ２００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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