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6 - 《社会》2013年第2期

占有、经营与治理：乡镇企业的三重分析概念（下）

和经济领域中的精英群体，亦承担着农村社区生活的诸多职能，形成了
新旧精英之间的替代和转换（ 犖犲犲犪狀犱犛狌 ， １９９６ ）。
家族复兴和村庄重组是相互嵌合的，乡镇企业则是其中的一个重
要中介环节。林南（ 犔犻狀 ， １９９５ ）所做的天津大邱庄研究说明，正是在地
方精英农转工的角色变更过程中，农村地方市场的兴起以及乡镇企业
集群的地缘化特征，使得乡村治理的权力结构有机会向网络化方向转
化，而这中间，家族亲属关系是搭建这种连带网络的首要资源。的确，
中国社会中能够产生黏合作用的民情治理机制当首推家庭或家族组
织，但家庭或家族组织对于现代社会的构造作用却也与传统路径不尽
相同。经过社会主义体制长达数十年的改造，家庭或家族组织必须寻
求体制上的路径依赖，找到能够与集体制充分融合的途径，并结合现实
变迁的具体情境来发挥社会重组的作用。因此，在不同地区、不同的制
度和文化环境中，被激发出来、可资利用的家庭制度因素也是不同的。
不同的家庭制度因素与工业化、市场化和资本化条件的不同搭配和契
合，构成了乡镇企业的不同模式。
周怡（ ２００６犪 ： ２２５－２２７ ）在关于华西村的案例研究中，描述了两件
非常有趣的事。第一件事是村党委书记吴仁宝在 ２００３ 年的村民大会
上公开宣布：“全村的总资产管理，我吴仁宝占 ５１％ ，其余 ４９％ 则由下
属八大公司分摊”（在八大公司中，吴仁宝的直系和旁系亲属亦处于管
理体系和股权结构的核心）。第二件事是同年村党委改选， ７６ 岁的吴
仁宝将自己执掌 ４２ 年的华西村最高权力交给他的四儿子、 ３９ 岁的吴
协恩，吴仁宝的长子任常务书记，次子和女儿、女婿、孙女婿、侄媳妇等
任副书记，家族亲属在党委班子的 ２６ 个席位中占 １５ 席。这两件事说
明，经过 ２０ 年左右的市场化改革，整个村庄在经济上开始走向家族集
权，在政治上形成了家族继承机制。这两件事，虽然外界相当敏感，但
村庄内部却风平浪静，因为党委改选是通过村民无记名民主投票选举
产生的，符合所有程序。
周怡并未单纯从政治意见出发对此直接做出是非判断，而是较为
详细地追踪了家族权威得以形成的历史过程，指出这种从“权”到“威”
的合法过渡，实际上乃是“国家赋予的法理权威回馈到传统权威的位
置”使然。正是改革开放和家庭承包制的实施，才使得“家族的传统权
威重新回到历史起点”而得以复活。简言之，家族权威与体制权威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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