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7 - 《社会》2013年第2期

社会· ２０１３ · ２

不同历史条件下交互作用而形成的：在政治上，吴仁宝在位 ４２ 年里时
刻坚持“与上保持一致”，从中央到地方广泛建立了与各级领导的政治
伙伴关系，获得诸多政治名誉和政治身份；在集体中，则“与下属、与老
百姓保持一致”，运用集体企业的收益分配、土地出让的福利分享以及
集体均权的象征文化建设等办法，既获得了最大限度的政治保护，也获
得了最大限度的集体认同。与此同时，他的卡理斯玛权威也在日常乡
村生活中得以确立。村民中广为传诵的他的故事，一是家家搬新房时，
他还坚持住在自己的老屋里；二是某位村民丧子时，他把自己亲生的四
儿子过继给这位村民；三是收留所有因各种原因流出村庄的本村村民，
无差别地分享集体权益。在传统伦理最为切重的平权、孝道和保养等
方面，吴仁宝通过自己的伦常日用，确立了“为父形象”和“家长地位”。
这说明，一旦双轨制改革为村庄自治留出空间，这些所谓的民情积累，
会逐渐将体制治理和民情治理的不同维度嵌合起来，使家族与集体等
同起来，也使“家长制”或“父权制”的权威在村庄内部制度化。 ２０
这一个案研究说明，从治理角度来考察乡镇企业的生长、运行和演
化机制及其在社会和集体连带上产生的影响，会发现家庭以及相应的
习俗规范在体制治理允许的限度内，会起到极其重要的枢纽作用。而
且，在适当的制度和民情条件下，它们会成为企业组织和基层社会的主
导机制。不过，什么样的适当条件会催生这种变化呢？我们既要看到
占有和经营关系在不同地域中的具体涵义，也要看到习惯和民情在不
同地域中嵌合于体制的不同方式，尤其是家庭或家族关系进行社会衍
变的形态。
费孝通（ １９９９ ： ４５６ ）在谈到“温州模式”与“苏南模式”的不同特色
时，曾风趣地说：“苏南的历史传统是农工相辅、男耕女织，可以说是‘牛
郎织女’；而温州地区的历史传统却是‘八仙过海’，是石刻、竹编、弹花、
箍桶、裁缝、理发、厨师等百工手艺人和挑担卖糖、卖小百货的生意郎周
游各地，挣钱回乡，养家立业。”费孝通的这番议论，实际上是要提醒我
们注意，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国乡村再次工业化的进程中，不同地域将传
统习惯资源与企业治理体制相结合的方式是不一样的。若考察乡镇企
业的不同模式，还必须从不同地域中的田制、传统产业形态、婚姻形式、

２０． 参见周怡（ ２００６犪 ： ２３７－２７５ ）提供的详尽而精彩的经验材料和过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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