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5 - 《社会》2013年第2期

社会· ２０１３ · ２

的社区，进行比较和归纳，从而得出不同的类型和模式（费孝通， ２００５ ：
７ ；亦见杨清媚， ２０１０ ： １０５－１１２ ）。费孝通的上述讲法说明差异性即是
结构本身，各种类型和模式的存在，恰恰是一切社会构成的本质性体
现。而这种差异性，在制度主义的视角下往往不易觉察，它具有一种民
情乃至“人心”意义上的特性。
乡镇企业具有本质意义上的本土性。但这种本土的理论意义，决
不仅仅反映在它的地方性经验层面上，而更具有文明形态之转型的总
体价值（甘阳， １９９４ ）。乡镇企业所构建的“农工混合的乡土经济”，依然
是对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所提出的乡土工业传统的一种承续，这实
际是对所谓现代工业社会一体化生产模式的一种挑战。但无论是家庭
工业还是乡镇企业的实践，都必须具备能够容纳传统社会资源的空间，
而不致遭到单一性的权威体制或资本强制的挤压，才能有效地融合各
种所谓“非正式的”制度因素，获得生存并加以创新。在这个意义上，改
革开放以及最先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连同体制治理上的双轨
制，恰恰为传统社会资源的复苏提供了空间。在承包制中突出“家庭”
作为经济单位，实际是对以往革命理论的一次修正。在这里，与其说是
家庭获得了解放，不如说是将中国的当代革命史重新纳入到历史传统的
社会基础之中：即农村社会所根植的基础，不再是国家化或国家集体化
的人民公社体系，或是强制推行的合作经济，而是行政村落组织（在有些
地区，行政村落和自然村落依然是复合的）与家庭或家族组织的结合体。
“包干到户”和“分田到户”所产生的政策效应，不只表现在农业生
产的效率上，也表现在农村组织的社会重组过程中。广大农村地区作
为改革增量的发展，也不仅表现为经济上的快速增长，更表现为家族组
织和村落组织的双重复活。一方面，虽然联产承包是以核心家庭作为
经济单元来落实的，但随着农产品交易和工业化生产的出现，家庭的网
络化扩散趋势也越加明显，家族的复兴成为搭建社会经济连带关系的
重要通道，成为生产、交换和筹资的媒介。随之而来的是，各种传统节
日、仪式、族规乃至民间宗教也获得再生和复兴，尝试重新确立乡村的
伦理和信仰秩序。 １９ 另一方面，随着市场中集体经济实力的提升和民间
社会秩序的形成，村落乃至乡镇中的地方精英开始大量涌现，行政领域

１９． 参见王铭铭（ １９９７ ）关于闽南三村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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